“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从《登鹳雀楼》和《题西林壁》的对比中看唐宋诗异同
按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似乎只有宋词和唐诗相提并论，“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甚至有认为宋代“诗无可观者”。一方面可见古人对唐诗的推崇之至，另一方面也可看到在宋词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在宋代达到全盛的状况下，人们对于宋诗的的一种习惯性忽略。其实不然，诗歌在唐代达到极盛后，在宋代仍未衰落，反而转向追求另一种趣味，并最终与唐诗形成双峰并峙的局面。正如“宋荦所说的‘明自嘉、隆以来，称诗家皆讳言宋，至举以相訾謷，故宋人诗集庋阁不行。近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孟举序云:黜宋者曰腐,此未见宋诗者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诗之全,守嘉、隆间固陋之本,陈陈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谓腐也.又曰;嘉、隆之谓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清叶燮批评"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
唐王之涣《登鹳雀楼》虽在浩瀚的盛唐诗海中难推浪尖，但亦可从中放眼盛唐气象，同苏轼《题西林壁》作比不会让人有卑尊之感。且两诗均为诗人游景后之作，其中颇多较量可观。
王诗开头“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篇即有一种大气派，呈现一幅大图景。在读者看来，虽未置身其中，但已神游画中。仿佛同诗人一道站在鹳雀楼上，指点山河。顺诗人之口吟出此句，思绪随落日、逝水西沉东流而去。诗人为我们所构造的图景极尽辽远、渺茫，展现的是一种由眼前之景所引起的无限想象和无穷趣味，由此勾起观景者欲与此景同在的追求。此刻以近黄昏，眼前之景虽还清晰可辨，但毕竟目力有限，加之夕阳已没山后，给观景者应是一种模糊之景，这显然与诗人所追求的时空瞬间定格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语道破机关，秉承陈子昂开创的“初唐风气”一以贯之，达到了精神境界的至高完美，其中又无不体现一种“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时代风韵的个人气质。从而把这种图景无量数地绵延，具备了这种民族精神的诗人也就站在了时空的原点，虽没有“千里目”，但胜似具有通观古今的“望远镜”，一切风云皆在目下流走。正如严语《沧浪诗话》“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晶莹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不露痕迹的“化工”美表现得自然而然，而又韵味深长，晶莹透彻而又飘渺悠远。
同为游景后作的《题西林壁》风格与《登鹳雀楼》明显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像是一个精致的锦盒在诗人手中把玩，翻转之后得到的是另一种雅趣。“远近高低各不同”，又像是坐在画架前的蒙娜丽莎，美无处不在，一时无从下笔。“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时庐山之实一出，令人惊叹！原来是座山，非锦盒亦非美人。全系诗人误入其中，迷惑其中。写景时不断变换角度，化一为多，一步一步，犹如作画一般，由虚到实，最后落笔乃成。
从写景角度看，两诗均有可取之处，一为即兴之作，一为胸竹之画。然细观之，王诗意境阔大之处有灵动，由“白日”“黄河”构成的色彩斑斓图景中，兴起诗人感物之怀。苏诗略显呆板，毛泽东称“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其中不免偏激，但也指出其中弊病，“诗体尚赋而比兴寡”，但写景变化有序，有“理趣”之致。
其次二诗同属哲理诗，都包含有一定的哲理在其中。王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在追求的过程中，只有不懈的进取精神才能实现自我与外物的统一。苏诗整首诗句每句都富含“理趣”。“这种理趣是形与神、情与理结合而产生出来的，已不是单纯的情理，更不是将二程所说的那种除情去欲的抽象性理”。“横看成岭侧成峰”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结论不同。“远近高低各不同”，由于主客观原因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对于同一事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在面对一个复杂事物时，人往往会被迷惑，结果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只缘身在此山中”，需要我们有宏观的眼光，从总体上把握，在获得感性知识的前提下进入理性概括、判断，得出正确科学的结论。苏轼“将自然之理与人生哲理融为一体的理趣”，达到物我为一的妙处。
两诗之旨趣的差异同时离不开诗人个人经历和时代生活。
唐初统治者采取对文艺较为宽容的政策。李世民亲自撰写《晋书·陆机传论》，称赞陆机“文藻宏丽”。以后的统治者延续了这种政策，致使宫廷集团和“文章四友”、“沈宋”等兴起。这种有利的政治环境孕育了盛唐气象的勃发。处于盛唐时期的王之涣正是在这种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的激荡下，虽一生中只担任过主簿、县尉等吏职，但不屑于“屈腰之耻”拂衣去官，表现出在诗歌中是一种追求不懈、进取不息的气度。透过诗歌意象表现出一种刚健明快的意境，展现出的是盛唐气象下的“自信”
苏轼则不然，生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北宋，面对这种“进亦忧，退亦忧”的局势，他积极要求改革，终身从政，虽几经贬谪，仍能始终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在创作上，“论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他吸收儒道佛三家思想精华，既能以积极心态应对，忍辱负重，又能置身事外，谈笑风生。苏轼在对待诗歌创作上，“与‘贵远贱近’论者、‘一代不如一代’之论相反，他强调的是诗歌发展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极尽诗家之变态的积极成果”。在注重理的前提下，他能达到自然而然，“不有意于变而能极尽变之能事”，其诗歌最终“寄至味于淡泊”，表现一种“宠辱偕忘”的达观态度和“人生如梦”的超脱世界。
“唐宋诗之争，正式开始于南宋，以江西派与永嘉派之争为代表”。严羽《沧浪诗话》中推崇唐诗，谓“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天下为诗，夫岂不公，终非古人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其实不然。唐诗、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人诗多丰神情韵擅长，宋人诗多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乃是唐诗的一种发展，提出“活法”之说。叶燮在《原诗》中把中国诗歌发展历程比作房屋建构，“唐诗则于屋中设帐帏床榻器用诸物，而加丹垩雕刻之土。宋诗则制度益精，室中陈设，种种玩好，无所不蓄。
从王诗和苏诗的比较中也可看出，唐诗和宋诗是对于诗歌两种审美境界的开拓。唐诗开创了大唐气象的雄浑，宋诗开创了理学世界的自然.缪钺《诗词散论》中称“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重；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则生涩，而回味隽永。……”正所谓读唐诗有“豁然开朗”之感，而宋诗有“曲径通幽”之趣，两种诗各有特色，无高下优劣之别，同属古代诗苑奇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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