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军事思想的载体。宋辽金元时期，由于军事斗争成为整个时代的一大主题，因此军事问题，不仅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乃至史学家、文学家普遍关注的焦点。在这种大环境下，大量研究和介绍军事的著作应运而生。根据著录，宋辽金元时期的军事著作多达百余种，留存至今的也有几十种。著名的有《太平御览·兵部》、《册府元龟·将帅部》、《虎铃经》、《武经总要》、《何博士备论》、《武经七书》、《施氏七书讲义》、《十一家注孙子》、《百战奇法》、《历代兵制》、《守城录》、《翠微先生北征录》、《美芹十论》和《九议》等十几种。现摘其有代表性者简要加以介绍：
《虎铃经》的作者为许洞。许洞撰写《虎铃经》开始于咸乎四年（1001），完成于景德元年（1004年人《虎铃经》共有20卷，分为210篇。第1—4卷，着重论述谋略运用、从严治军和将帅修养等问题；第5卷，阐述如何判明天气、地形和敌营阵等；第6卷，介绍水战、火攻、城邑攻防及攻守器具；第7卷，汇辑了作战指挥的旗鼓和与军事有关的天文、历法、记时和识别方位等知识；第8-9卷，为结营统论及古代有关阵法和自创的飞鹗、长虹等阵；第10卷为人马医护和相人；第11-20卷，为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及空文设奠、人马相法等。总之，前10卷（除相人一项外）有一定学术价值，后10卷多为封建迷信之谈。全书以“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许洞《上虎铃经表》）为主旨，重视“天、地、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务本制胜，强调灵活用兵。它作为流传下来的北宋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外，还有可贵的理论价值，并对其后问世的一些兵书产生了积极影响。
《武经总要》的作者是丁度、曾公亮等人。从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开始编纂，至庆历七年（1047年）四至六月完成。全书分前后两集，每集20卷，全书共40卷。多数卷内分目，目下列有若于子目。书中除有仁宗所赐序文冠于篇首之外，在后集还有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后集原序》一篇。该书大体可分为“制度”、“边防”、“故事”和阴阳占候四部分。前集1～15卷为制度，着重论述选将料兵、讲武教习、一般战法、车骑应用、奇兵制胜、行军宿营、军事侦察、下营择地、本朝阵法、古今阵图、军事地形、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赏罚条例、通信联络等军队建设和用兵作战的基本理论、重要制度和必备常识；16-20卷为边防，逐一介绍沿边的河北路、北番地、河东路、陕西路、西番地、成都路、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的路、州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路关隘、军事要点、兵力配备等，并对河北、陕西、广南等沿边少数民族的发展始末、风土人情和靖边政策进行了论述。后集1~15卷为故事，选取古兵法中的精言粹语为标题，以古今战例“尤切者”为佐证，总结有关计谋方略、将帅修养、治军原则、常用战法、特种条件下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16～20卷，是杨惟德等奉命参考旧说所撰，集中讲述军事行动中孤虚旺相、阴阳占候之类的问题。《武经总要》所辑录的军事知识非常丰富，所论述的军事思想也相当全面。尤其在治军思想和作战指导思想方面，颇有新的建树。而无论其介绍的军事知识，还是其论述的军事思想都紧密联系实际，富有针对性。该书还具有材料翔实、编纂新颖等特点，在中国军事学术史和兵器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何博士备论》（以下简称《备论》）的作者为何去非。何去非，今福建浦城人，为北宋神宗时武学博士，曾参预校订《武经七书》。《备论》是他在武学任教期间（元丰五年至元佑四年）撰写的，成书于元祜五年（1090年）。现存的《备论》共有26篇，一篇为一论。主要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二十几个重要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目的在于寻求历史借鉴。它实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着重论述战略问题、紧密联系当时军事实际和采用论从史出的创作方法为其突出特点。论述中所涉及的军事思想相当丰富，主要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深谋至计”的谋略思想和灵活多变的作战思想及精兵强将的治军主张。该书问世后，流传甚广。清末和民国时期在日本都有流传。瑞典社会学家佛郎塞尔还曾用英文翻译出版过该书。
《百战奇法》的作者不详，约成书于北宋末、南宋初，是专门论述作战原则和方法的军事理论著作。全书共10卷，分为前后两集，每集5卷，每卷10战，合为百战，故名为《百战奇法》。书中涵括了对战争应持的态度、治军方法和有关作战指导原则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总结和继承了宋以前军事思想的精华，而且还有一定的发展，亦为值得重视的一部古代兵书。
《历代兵制）为南宋陈傅良编纂。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体裁的兵制专著。全书共8卷。论述的内容包括自周秦到宋代的兵制。前7卷按照朝代次序分为周、春秋、两汉、王莽、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北朝、隋、唐五代；第8卷专论宋朝兵制。前7卷采用辑录史料、注释和加按语等形式，对历代的兵制得失进行总结，并常与宋朝兵制进行比较。第8卷则没有注释和按语等，并且“言之尤详”。作者此种安排，显然是为南宋的军制提供历史借鉴。
《守城录》包括三部分：《（靖康朝野金言）后序》、《守城机要》和《建炎德安守御录》。前两部分为陈规著，后一部分为汤所撰。该书主要是阐述炮具大量应用于攻城之后城市防御的理论。其主要军事思想是：主张变革城防体制；提倡守城必须“守中有攻”；认为善守在人；强调配置先进守城器械等。由于《守城录》前两部分的作者陈规亲自指挥过守城作战，后一部记述的是他的守城事迹，因而它所总结的经验和提出的理论，都深深扎根于实践之中，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学术理论价值，不失为南宋时期一部重要兵书。
《美芹十论》和《九议》均为南宋辛弃疾著。辛弃疾不但以词人著称于世，而且“颇谙晓兵事”。《美芹十论》是他写给南宋朝廷的一篇奏疏。此疏呈奏时间据后人考证，似在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美芹十论》论述了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徽、久任、详战等十个问题。通过十论，分析宋、金政治军事形势，提出对付金的办法，要求南宋政府备战抗金。文中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即：要正确认识形势；要“藏战于守”、“寓胜于战”；要“聚兵为屯，以守为战”；还要重视“致勇”，朝廷对将帅要“信之专，期之成’等等。《九议》，全称《上虞雍公九议》，写作时间当在乾道六七年间，是继《美芹十论》之后，辛弃疾的又一篇重要军事论著。辛弃疾称《九议》“所陈皆恢复大计”。因而，其中某些论点和《美芹十论》相同。但是，《九议》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主要是：主张在用兵问题上“宜审先后”，强调集中兵力，要求“合志并力，协济事功”等等。
另外，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文献典籍如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地理、科技等书籍以及奏章、疏折和政府的各类文书中，都程度不同地载有军事思想的内容。《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这些“正史”自不待言，就是许多“野史”和著名人物的个人著述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史料。如《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献通考》、《元朝秘史》、《蒙鞑备录》、《黑鞑事略》；苏询的《嘉祐集》、《苏东坡文集》、《王安石文集》、司马光的文集和《涑水纪闻》、沈括的《梦溪笔谈》、曾巩的《隆平集》、王偶的《东都事略》、《叶适集》、《陈亮集》等等，都是研究宋辽金元军事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2．主要特点。宋辽金元军事思想明显地表现出这样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具有坚实的古兵法的理论基础。宋辽金元各政权，尤其是宋王朝对学习研究古人优秀军事文化遗产十分重视。早在北宋太宗朝，当时编修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共1000卷，其中专门记述军事的《兵部》就有90余卷，占全书总量近十分之一；继后，真宗朝时编修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亦有1000卷，其中专门记述军事的《将帅部》有60余卷，也占全书的相当比例；再后，仁宗朝编修的《武经总要》，其“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9），亦把介绍历代军事作为重要内容。《武经总要》书成后，宋仁宗还亲自“赐”序，以示重视。到神宗时，研究古代军事理论的空气更浓厚，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局面。其中最为引入注目的是校定刊行了著名的《武经七书》。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宋神宗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校定后的7部兵书共25卷，作为武学教材，于元丰年间（1078~1085）刊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其后不久，《十一家注孙子》也面世。该书所辑注家有三国曹操、梁盂氏，唐李签、贾林、杜佑、杜牧、陈苹，宋梅尧臣、王皙、何氏与张预等11位之多，为专门研究兵圣孙武的军事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同时，《武经七书》刊行后，注家蜂起。其中，当朝人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注释条理性强，多引战史及历代兵家语录以相参证，并对《孙子》、《吴子》请书本意多有阐发，为古兵法研究热潮中的一个可喜成果。
随着学习和研究的不断深人，人们对古兵法的理解也日益加深。例如，孙子曾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代兵，其下攻城”（《孙子·谋攻篇》）。对什么是伐谋、伐交和伐兵，《武经总要》作了明析而深人的阐发：“伐谋者，攻敌之心，使不能谋也；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于力士之场，不得已而用之也”（《武经总要》前集卷3）。再如，《孙子》提出的“以正合，以奇胜”的理论，唐代《李靖问对》一书多有论述，而《何博士备论》又有新的阐述。它指出：“犹之二人相搏也，材钧而力偶，方相持未决也。率然一夫起其傍而助之，则夫受助者，蔑不胜矣。此法所谓以正合，以奇胜者也。”（《何博士备论·杨素论》）这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既巧妙地解释了什么是“以正合，以奇胜”的用兵之法，又深人浅出地道出了它为什么是制胜之法的道理。
二是紧密联系当时军事斗争实际。这一特点，除了在前述若干思想观点提出的针对性上表现明显外，还可从一些兵书编写的指导方针和内容设置上看得十分清楚。譬如说，北宋仁宗针对将帅们“鲜古今之学”的实际，编写《武经总要》时确定了这样的指导方针：一方面要“宏纲之毕举”；另一方面要使将帅们“出抗强敌，每画筹策，悉见规模”（《武经总要·仁宗皇帝御制序》）。同时，针对同辽和西夏军事斗争需要的实际，该书除专门列有“边防”5卷，详细记载了沿边的山川地理形势、所设砦铺及交通道路情况外，还在“制度”中专辟“土俗”一节，以备将帅们了解沿边，特别是北边和西北边的风士民情。并指出，只有了解“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链，利则进，不利则退”的特点，才能“常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诱之，因其所恶而攻之”（《武经总要》前集卷9）。
三是注重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很明显，这个时期军事思想中的许多思想观点并非全是新的建树，而是以往各代早已提出的。但是，由于该时期军事家、思想家们对前人思想理解得深刻，并同当时的军事斗争紧密结合，于是就给前人提出的思想注人了新的活力，使其在广阔的领域中得到了应用。像以法治军的思想，是古人一向强调的。不过，以前关于以法治军思想往往主要体现在严明军纪方面；而宋辽金元则将其贯彻到军队管理教育，军事训练，制定奖惩法规，规范上下关系、作战行动和战场纪律等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再如，精兵利器思想，也是古人所提倡的。而在宋辽金元时期，这一加强兵器建设的思想，同样被广泛地应用于兵器制造和管理的各个方面。在生产和科技向前发展的基础上，使得这个时期的冷热兵器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其前代的发展水平。
3．历史地位。宋辽金元军事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思想，是以宋王朝为代表的整个时期军事学术成就的一部分，在中国历代军事思想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所以如此，除了因其思想丰富，具有上述一些主要特点之外，还在于它在继承了前人军事思想精华的同时，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发展并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新思想。
诸如：在战争目标上，继承了前人“战胜而强立”的思想，又提出了以“收复故土”或“人主中原”为目标的“一天下”的思想；在战争胜负因素上，继承了前人主张正义战争的思想，又提出了正义战争必胜和强调人的因素、强调依靠民众的思想观点；在御军问题上，继承了前人兵权集中的思想，又突出了“兵权贵一”和防止武夫作乱以保持社会稳定的思想；在治军问题上，继承了前人以法治军的思想，又提出了军队建设必须全面立法，走“法制”轨道的思想；在战争和作战指导上，继承了前人贵谋和先备及灵活用兵思想，又根据实际提出了用兵之道“知变为大”、不拘泥于古兵法、坚持“藏战于守”和“守中有攻”以及筑寨用险等思想；在屯兵设防问题上，继承了前人屯田实边思想，又提出了“内外相制”以防武夫坐大的屯驻思想和“分区防御”的国防思想；在兵器建设上，继承了前人精兵利器思想，又提出了加强发展炮具和火器等精兵利器的主张，等等。
正是由于宋辽金元军事思想在“继承”中有发展，在发展中又体现了“继承”，因而它在丰富中国历代军事理论的宝库中作出了较大贡献，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并对其后明清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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