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许多大文豪本身就是当时朝代的某一个“政府官员”，或身居高位，如张九龄、欧阳修、王安石、元稹之类；或为某个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等等。
这些大文豪们在政治（仕途）上大显身手时，不管是所任职务的工作量、工作压力还是自身的精力所限，都会对这些人的创作有比较大的影响……不是不想风雅，而是沉沦于政务，再加上官场上难免的应酬交往，还要加上个别文豪诗酒风流，业余时间有限 ，作品自然不会太多。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政治明星”都是在皇帝的眼皮底下过日子，本来就过得战战兢兢，生怕一个不检点被对手抓住把柄就招致杀身之祸。这样的顾忌相信历朝历代都一样，文字狱的例子不是绝无仅有，而是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有株连九族的大祸临头。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敢放飞自我的专心致志搞文学创作？
反而是被贬谪到“穷乡僻壤”、“穷途末路”后，这些大咖们换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整个人的表现就有了明显的变化：
1、眼界开阔了，对仕途变幻已经不再耿耿于怀。
2、心理压力相对放松了……被贬谪的地方都是山高皇帝远的边城，尽管还会有盯梢的小人，但比起在皇城根儿过活，还是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心态；
3、安排犯官贬谪的目的地，都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肯定对这些慕名已久的大咖们趋之若鹜，敬为天人。大咖们自己如果不能大展才华都对不起自己这块招牌；
4、大咖们不多不少对于被贬谪的遭遇有所不满，但敢怒不敢言，一腔愤懑无处发泄，于是寄情于文学作品；
5、不用应酬、不用应付皇帝和同僚的日子，显得闲下来的时间太多了，闲得无聊，只好潜心创作。
6、让皇帝和政治对手放心……这些大咖们被贬谪，有些是得罪了皇帝；有些是做错了事；有些是被对手祸害的；有些是被自己人害的……古代社会制度犯罪受连坐的太普遍了……专心创作，让皇帝看到改造的诚意，也是让政治对手放弃进一步“挖坑”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