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梅记》(汇文堂书店,大正8年9月出版)。《品梅记》是对梅兰芳第一次来日公演的剧评。执笔者有青木正儿、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冈崎文夫、神田喜一郎等杰出的成员,共十四人。在“其中有一篇”中,有青陵生所著《我所谓的感想》一篇。青陵生是京都帝国大学考古教研室第一代教授,后任第十一期代理总长的滨田青陵。《品梅记》虽不是那么珍稀的书籍,但考虑到因为也有难以参照的人,所以在此对有关地方的引用要多一些。
我欣赏中国戏剧算这次只有两次。据如舟博士自身所写,与君山、湖南两博士及如舟先生和
已故桃华居士五位在清朝末年赴北京时,由盐谷君作向导去了所谓文明茶园,亦即是剧场,既没
有幕间休息,也没有剧名的段落,观看了半天不懂唱词的戏剧。落入在“咚、呛、咚、呛、吱吱
”(引用原文叠用词)的噪音的期待当中去了。第二天因为生病没有出门也是事实。他是否得了
思乡病,在此我不作辩驳,但是中国戏剧不但不能防止我得病,却有助长的嫌疑,这也是不争的
事实。
但是跟随如舟博士乘火车从北京去河南的途中,在某一个小站上等待开车的时候,在月台上
看到相距一、二百米远的村边旷野上的戏棚里正在演戏,在北京曾经让我头疼的“咚、呛”锣鼓
声,这次通过秋天的原野远远听到却感到与中国的风情十分相称,使我沉醉在令人怀旧的二胡的
琴声和锣鼓的铿锵声中。因此不由地向前走了几步,侧耳聆听时,忽然如舟博士在旁边提醒:“
快看脚底下,糟了。”我低头一看,才知道干了一件晦气事,一脚已踩到一堆人粪上了。真是倒
霉透顶,被如舟大笑一场。这也是无计可施,无可怀疑的事实。
滨田从明治43年8月,跟随京都大学史学部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教授,在北京从事调查敦煌遗书,然后去了洛阳经东北回国,我想文中所载是他在北京的看戏经历和去洛阳途中的记忆。这次记述了在大阪观看令他感动的梅兰芳舞台艺术后的感想,他对京剧戏剧作了这样的归纳。
从以上的事实作大胆的归纳的话,中国戏剧具有外行人难以理解的喧嚣的表现力。但如果将它放在野外露天表演的话,其喧嚣就会被稀释,变成恰如其份。其音乐与中国的景物非常和谐,两者之间不可割舍。不但使人非常着迷甚至于忘记踏上污秽之物。在名演员演出时,迷恋到明天、后天都想去看的程度,实际上那铜锣与二胡的噪音在没有屋顶的戏台边的观众席上来听肯定是最适宜的。
从上面的引用来看,鲁迅在《社戏》上参照的“有关中国戏剧”“一本日语书”就是《品梅记》。“其中有一篇”我想肯定是青陵生的《我所谓的感想》一文。但是为什么鲁迅对仅仅只有几页的滨田的短文会留在记忆里?我想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文中看中国戏剧应该在野外上演的意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对鲁迅来说,滨田的文章中存在容易接受的要素。例如滨田对中国戏剧作了如下的思索。
作为歌剧,现在的中国戏剧即使有它的价值,但中国戏剧也受到西欧戏剧的影响,出现一星半点混血儿似的东西即使不能够满足我们外国人的好奇心,但从中国人自身的社会生活进步来看,我想肯定已有了使原有剧种发达、改良下去的希望了。
中国戏剧也会在最近将来参考各种西洋戏剧和日本戏剧,在演技上和舞台上也会发生各种变化吧!对此我们外国人单从好奇心和想以历史的标本来看这一点出发,要求原封不动的来展现,这是过分的要求。
滨田的这种演剧观点,直至今日也可以说是宝贵的意见。毫无疑问,中国戏剧的价值不在于满足外国人的
好奇心,鲁迅在其《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一文中写到,围绕在梅兰芳周围的文人们,“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将他应该具有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的特质完全失掉了。鲁迅指出“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鲁迅与滨田对中国戏剧的观点,使人意外地感到如此接近。
参考资料:绍兴鲁迅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