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一个名叫饶家驹的法国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上海石楠难民区。
从那以后，三年多以前，上海南部的难民区保护了大约30万平民。是拉贝在南京的学习师傅，几年后也被写进了UN《日内瓦公约》，成为全世界战时保护平民的榜样。
可惜饶家驹没有拉贝幸运。他和他的安全区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2015年，《解放周一》用多个版本还原了饶家驹和上海石楠难民区发展的全部故事。
2017年12月14日，国家公祭日第二天，上海石楠难民区纪念碑落成。两年过去了，还有
我们继续追踪饶家驹——这座城市的难忘记忆。
旅行：80年的等待
法国小镇桑特是饶家驹的故乡。
他出生在法国，一切自然始于法国。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成长经历，最终磨砺造就了可以拯救上海30万左右平民的饶家驹？
我们不知道。
2015年，历史学家苏志良教授首次打捞出饶家驹和石楠难民区的详细故事。但在上海发现的大部分史料，仍以饶家驹在中国的慈善活动为主。
当时，石楠难民区的幸存者现在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依稀记得，一个独臂牧师每天在晨曦中来到难民区；我记得难民区外的枪炮声，但难民区内的每一个人仍能安然入睡；我记得有些人定期来分发食物和药品。难民区有医院，有教室，有守纪律的人，几乎像一个浓缩的小社会，秩序井然。
至于饶家驹的立场？为什么他的能量那么大，保安区得到了当时上海当局、租界和侵华日军的认可？后来甚至接受了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大量粮食援助？
我们对他的个人生活仍然知之甚少。
2015年，从苏志良那里得知饶家驹的故事后，上海市音像资料馆综合采编研究部主任王敏产生了兴趣。经过研究，上海音像资料馆计划成立拍摄小组，前往欧洲挖掘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断断续续的邮件往复，坎坷的联系进度，终于在2017年，一个5人团队开始了欧洲之旅。
从巴黎机场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历史终于到了它应有的时刻。
近两年来，所有饶家驹的研究者，都只能反复阅读史料中的寥寥数语，反复思考石楠难民区的故事。现在，只能在脑海里幻想，触手可及的饶家驹，近在咫尺。
一晃80年过去了，饶家驹的家乡终于来到了他曾经帮助过的上海，为他而来。
家乡：没人记得他。
距离巴黎几百公里的桑特是法国西部小城，也是饶家驹的故乡。街道上，罗马时代的古建筑星罗棋布，两千年浓缩成了这座古城独特的模样。
出发前，旅行社反复确认了一件事：“你确定要住在桑特的这家小旅馆里吗？”队员们点头称是。即使旅行社一再强调这家酒店小、旧、设备差，不建议预订，团队成员还是坚持。
因为那是饶家驹出生的公寓。
布尔广场3号，现门牌号改为1号，1878年3月15日，饶家驹在此诞生。
当参访团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站在酒店大堂往里看的时候，所有人都有一种印象，那是真的简陋。
这是一栋四层楼的老房子。走廊局促，房间狭窄。每个房间只有一张床和简单淋浴设施的空间，内部几乎是空的。
印象最深的是欧式楼梯弯弯曲曲，吱嘎作响，上面的灯光忽明忽暗，就像饶家驹的生活。
随行的比利时历史爱好者查尔斯说，根据考察，饶家驹的父亲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他的家人一直随军队迁徙。整个公寓都被军官的家人占据了。饶家驹出生后，家庭成员增多，空间紧张。他们为此搬了几次家。仅桑特时期，饶家驹就有三个地址，其中一个现在是居民楼，另一个只知道基本位置，具体地址查不到。
年轻的饶家驹随军人父亲搬了几次家，在战争的阴影中度过了童年。慈善的种子从此在他心中发芽了吗？
现在，一切的起源，它诞生的小楼，它的主人已经换了好几次，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了。
逗留期间，访问团成员四处打听。没有人知道饶家驹，无论是小楼的房东，酒店的老板，还是附近的邻居。没有人听说过这个人的故事。他好像在家乡消失了。
当人们把摄影器材放在酒店门前开始拍摄时，不时有路人经过，他们会好奇地问类似的问题：为什么要在这里拍摄？这里有什么可以拍照的吗？
你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讲述饶家驹的人道主义壮举，告诉他们他曾经在遥远的中国解救了大约30万平民。
“哦。”人们发出了回应。大概是惊讶，也是好奇心得到满足后的清醒。
他们会记得这个吗？之后饶家驹这个名字会不会给家乡留下一点印记？访问团只能希望如此。
第二天，采访桑特市长。经过之前的联系和解释，桑特市政府的档案馆已经查出了饶家驹的出生档案，里面明确记录了饶家驹的出生证明和家庭成员信息。原来饶家驹全家都没有留下后代，所以这个名字渐渐被人遗忘了。
饶家驹的出生记录
日志：尘封多年后的惊喜
在巴黎的一个阴天，访问团来到了塞弗图书馆。
以下是当时派往各地的牧师和教会的报告。其中，1937年的一份内部刊物载有
它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80年了。之前没人翻看过，也没人觉得重要。它和无数的普通文件一起沉睡在时间里。
直到访问团提供的资料，图书馆馆长杰奎琳迪奥女士才提前了解到饶家驹的相关信息。对此，她很惊讶。
在档案馆里，有一张饶家驹年轻时的照片。信中，饶家驹详细报道了1937年11月在上海石楠建立难民区的始末，涉及难民区工作的方方面面，甚至还有两张饶家驹本人拍摄的
年轻的饶家驹
这些材料很珍贵。图书馆的人觉得，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来这里查阅过饶家驹的资料，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物做过这么感人的事。
在拿走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后，参访团暂时不能再做什么了。我们只有回国后让专业学者一一翻译，才能更多了解南方城市上海难民区的事迹。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档案中提到饶家驹从中国回到法国后，住在巴黎格雷内尔街42号的公寓里。
在Dio女士的帮助下，搜索队找到了这间旧公寓。
这套公寓仍在使用，保存完好。在公寓门口，经理德维尔讲述了很多这栋房子的历史。很久以前就被用作宿舍了。然而问到饶家驹，德维尔摇了摇头，他什么都不知道。
可惜文献记载只提到饶家驹曾经住在这里，并没有说在哪间房里。这个细节恐怕只能在时间中消失。
红十字会总部：战时开放安全区的先例
深夜的日内瓦，街道空无一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称的U形房子坐落在绿色的斜坡上。
由于之前一切都联系好了，第二天，访问团顺利来到了委员会总部档案室。
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如何发现饶家驹和他的石楠难民区的？你是怎么想到把难民区的案例详细写到《日内瓦公约》的？
看档案，我们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叫路易斯卡拉姆的人。他是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行医的瑞士医生，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任命为驻华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路易斯卡拉姆一直非常关心中国的战事。在上海，他多次探访石楠的难民区。1937年和1938年，他把难民区的各种做法写成报告上报给日内瓦总部，非常详细具体。
路易卡拉姆是如何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认识饶家驹的？他是不是也深受感动，所以在报道中多次提到并宣传上海石楠的难民区？答案，我们还不得而知，只能由学者来翻译和整理。
1949年8月12日，在第四日内瓦公约《
丹尼尔帕米里
丹尼尔帕米里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图书馆和公共档案馆的历史研究员。他给了饶家驹极高的历史评价。他说：
“据我所知，饶家驹安全区是第一个得到国际承认并成功建立的国际安全区。这是一个中立的保护区。它没有先例，是在战时为保护平民而成功建立的管辖权。我觉得饶家驹开创了保护区的新模式，在一些有冲突的地区还在用。如果人们要建立安全区，他们也会学习饶家驹安全区的经验。”
FranoisBignon，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成员，也是一名历史学家。他认为，石楠的难民区对20世纪下半叶战时平民保护和战争中立区建设有很大启示。
在这座凝聚着世界人道主义精神光辉的房子里，委员们指着资料说，《日内瓦公约》中的某某项是根据上海石楠难民区的案例。某某，灵感来自上海石楠难民区.
对于战争史来说，没有什么比救人更触动人心的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
墓地：远在郊区，朴素难求。
柏林的最后一站是饶家驹的安息之地。
1945年，从中国回到家乡的饶家驹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援助事业。他被联合国难民署任命为检查员，在战火和废墟中，他继续在欧洲国家从事难民救济工作。他去过波兰，战败后又去了德国。
饶家驹墓地是由撰写地方志的当地历史学家克劳斯佩格勒发现的。2013年，国内一位学者顺着拉贝的线索，无意中发现了一个
克劳斯佩格勒谈到了饶家驹在柏林的最后几年，以及饶家驹墓地的变迁。
饶家驹长期营养不良，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他在柏林的时候因为太虚弱摔倒了，后来被查出白血病。
1946年9月9日，饶家驹病危，躺在床上，想要一杯香槟，一旁的人用勺子给他灌了几口。这时，他已经很虚弱了。10日，饶家驹开始陷入昏迷，16时40分死亡。
起初，饶家驹被安葬在维尔瑙的法国国家公墓。1951年，法国国家公墓重建并搬迁。埋葬在墓地的人的遗体大部分被移回法国，一部分被转移到柏林郊外的圣湖柏林湿地公墓。但饶家驹家没有后代，他的墓地一直留在柏林。
那天天气很好，圣湖的柏林湿地公墓空无一人。放眼望去，只有一群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的墓碑。
我以为找到饶家驹的墓碑要花些时间。巧了，来了一位戴小红帽的老太太，她上前询问需要什么帮助。参访团成员回答：“我们在找饶家驹的墓碑。你听说过饶家驹吗？”
我本来没抱什么希望，老太太马上点头，激动地说：“我认识这个人！我听我老公提过。走，我带你去他的墓地。”
原来还有人记得他。
老太太虽然不知道丈夫为什么记得，也不能多说，但她记住了墓地的位置，拐了两个弯，就在墓地的法国墓地区。
访问团在饶家驹简朴的墓碑前献上了鲜花和糖果。首先，2013年，中、德、法三国人士为饶家驹立碑。几年后，它下面长了一层绿苔。文化学者余在石碑上所写的“仁者爱人”的碑文至今仍清晰可见。
饶家驹静静地睡在这里。在他所帮助的德国的墓地上，在一排排法国士兵的墓碑中，他的只是一个普通的。
穗团的德语翻译，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人说：“我以前只知道拉贝。这次你给了我陵园的地址，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饶家驹这么厉害，我们都不太了解。”
所以当他从饶家驹的墓地出来时，翻译说：“你应该去看看拉贝的墓地。”他示意，“和饶家驹的墓地很不一样”。
拉贝的墓地位于柏林市中心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墓地。2013年，南京市政府出资在拉贝墓地原址修复了纪念墓地，以表达对拉贝的缅怀。所以它的墓碑一眼就能看出来，周围四季的花都在盛开，说明经常有人来祭拜和祭扫。
佩格勒感慨地说：大家都知道约翰拉贝。比较拉贝和辛德勒，他们无疑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饶家驹是一个先驱，他给拉贝很多启发，拉贝给饶家驹写信求教。
旅途中，几乎所有听说过饶家驹事迹的人都会重复这句话：他的历史价值不亚于拉贝，这段历史应该被发现，而不是被遗忘。
[记者手记]
历史上消失的人
访欧结束后，团里几乎所有人都感叹：饶家驹被遗忘了。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人。
一路走来，我遇到的几乎所有人事先都不认识他。家乡不认识他；工作单位不认识他；墓地荒芜，年轻人不认识他。
一路走来，每一个看过的文件，几乎都是以前没有翻过的。所有的信件、报告、照片、影像都静静地躺了半个多世纪，期间没有人碰过，也没有人知道。
研究二战的美国学者阮，在史料中多次碰到“饶家驹”这个名字，所以后来写了小书《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2015年之后，鲜有突破性的文献来充实和延续对饶家驹及其创办的石楠难民区的研究。
饶家驹，如同夹在历史夹缝中的一粒尘埃，渐渐消散。我们忘记了他，我们的家乡也忘记了他。
王敏说，之前在欧洲所有的接触，所有的线索都被打捞上来，得到的回应大多是“没找到这个人”。
查尔斯原本是比利时工程师，爱好是研究上海老房子。他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遇见了王敏。在得知上海音像资料馆对饶家驹的选题进行了征集和拍摄后，查尔斯热情地表示，你会全程陪伴我，因为“我想为他做点事”。
即使是现在，带回来的第一手文献也在等待考证和解封。换句话说，饶家驹还躺在资料里，在历史记忆的角落里。
今天，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纪念饶家驹和石楠难民区呢？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大三学生孙、王、广告系学生朱共同组成了一个项目：用儿童绘本描述上海本土历史，包括战争史。
从老师那里了解到饶家驹后，他们决定把他的故事画成绘本。同学们查阅史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饶家驹总喜欢在口袋里放几颗糖果。每次去难民区，他都用糖果哄孩子们。
所以花了六个月，八次修改，绘本《口袋里的爷爷》就完成了。这期间，他们查了上海城隍庙的门是什么样子，查了当时上海糖果的颜色，做了一系列严格的推敲，才出了绘本。
今天，三个大学生多次拿着绘本给上海的孩子讲故事。《口袋里的爷爷》成了这些孩子挂在嘴边的儿童故事。
故事结尾，天快黑了，女主角上海老奶奶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眼泪，准备回家。
“咦？谁在我口袋里放了两颗糖果？”
“是你吗，爷爷？所以你一直在我的口袋里。”
“那你一定知道我很想你。”
是的，我们都想念你。
【以下节选自2015年《解放周一》发布的《饶家驹安全地带的故事》】
1913年，一位法国牧师来到上海。从黄浦江上望去，他大概没想到，24年后，这里30万人的命运与自己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叫饶家驹。
1937年8月13日是上海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这一天，被摧毁的城市充满了死亡和恐怖。侵华日军继续在焦土中烧杀抢掠。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
无数难民聚集在石楠。他们拥挤在民国路上，眼巴巴地望着法租界的大门，缺衣少食，处境凄惨。
救援队队长饶家驹想出了一个主意。
“经与中国和日本军事当局协商，方浜路以北地区被指定为安全区，作为难民避难所。”这里是石楠难民区，也叫饶家驹区，成立于1937年11月9日。
调解各方的关切和利益，最初的谈判异常艰难。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同意，中方要同意，日方也要同意。交战双方都签署了书面协议，安全区是有道理的。
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然让饶家驹凭借高超的沟通技巧成功了。感谢饶家驹积累的人脉和口碑。
后来，试图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拉贝，因为未能获得批准，在日方的压力下，不到半年就被迫关闭了安全区。
书面协议的好处显而易见。11月11日，日军占领了石楠大部分地区，并连续几天沿街放火，但石楠安全区未受影响。
难民区分为九个分区。在每个地区负责人之下，有总务、文书、纪律、设计、供应、公共事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疗等。工作人员都来自中国。综合办公室下设难民组、居民组、安全组、卫生组、物资组。预算分为四个部分：食物、衣服、医院和其他。
这是一个“小难民区”，几乎是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
石楠难民区可以写成《日内瓦公约》，其独特的范例价值就在于此。因为它不仅构想出来了，而且创造了战时难民管理制度，至今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六盎司大米的五分票。这是每个难民每天的份额。资料显示，安全区内共有24个食品配送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
每天，寺庙院子里的游行队伍蜿蜒数百米。发行人坐在桌前，一张张的票被盖章打孔。从一堆麻袋里舀出大米，倒进难民的袋子里。
委员会最担心的是医疗保健。一旦传染病在安全区域爆发，后果难以预料。这项工作太重了，任何组织都无法单独处理，因此责任由各种良好的团体分担。生病的难民太多了，连路边的弃婴也经常得性病。
1937年11月16日，第一所临时医院在城隍庙成立。门诊部每天处理300多个病例，但仍与难民人数不成比例。
第二天，一个临时妇产医院在石楠流通图书馆成立了。后来，灾难儿童医院陆续开业。这些免费诊所都要花很多钱。
每天，总有一辆黄包车，迎着晨光，从吕班路，老北门，新开河，出了伊罗
石楠就像狭窄街道的迷宫。两辆人力车擦肩而过时，要小心。街道因尖锐的石头而崎岖不平。难民涌入这里后，迅速占领了所有的空房间，填满了每个角落。
饶家驹什么都自己做。他每天都去难民区，因为再好的管理，总有疏漏。
第七区区长任希鹏虚报难民数量，克扣口粮。事发后，从其家中搜出部分救济米、100套救济衣、100多床蚕丝被，对其进行了严厉处罚。
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购买1000包糙米，其中数百包混有稗子和石子。
难民区还会出现吸毒、赌博、酗酒、打架等违法事件。因此，成立了刑事法庭。
可以说，是上海人民和国际友人共同支持了难民区。它以救济的方式维持了近三年的30万人口，许多研究者都感叹“实在了不起”。
在法文版《饶家驹的故事》的宣传册上，有这样一句话：“令人钦佩的上海，一个慈善捐款不可估量的城市，如此慷慨，似乎我们不能期待更多。”
资料来源：Shangguan.com
文章原名叫：上海不应该被遗忘！李迅拜访饶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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