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本不该出现在仕途，他们的特性与仕途的要求相去太远。可是古代环境下的价值观，又让诗人时刻不忘身份价值的追逐，同时社会的价值认同，又驱使他们进入崎岖的仕途。用今天的话说，他们就是一群入错行的人。
不过，我们也没必要为此惋惜，不得志正是诗人创作的原点，离开了这个原点，诗人的生命也就终结了。
诗人，包括其它类型的文学家，他们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塑性，越是伟大的诗人，其特质越强烈。而这些独特的地方，往往与仕途的基本要求，形成强烈冲突。
1.特质：感性与理性的冲突
诗人是感性动物，他们能读得懂秋风的悲，河流的暖，山川的博，绿色的情；他们的笔可以搅动人的心扉，可以撩拨人的欲望，可以刺破人的梦魇；哪怕一粒尘埃、一丝清香、一个浅笑，在他们的世界里，都是万千气象。
所以，他们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悲情主义的化身。
政治家的特质跟诗人完全相反，两个字足以概括——现实！他们是现实主义，思维模式必须是理性的。
鲁迅先生曾经撰文回忆，他在日本仙台大学学医的经历，说他有一次画人体血管时，觉得血管的位置不美，将它挪了一点位置，显得更美观。这就是典型的感性对理性的“戕害”，果然后来鲁迅先生弃医学文了。
感性就像生活的调味剂，理性才是主食，诗人恰恰生活在胡椒、味精、辣子、陈醋的混杂世界，这种特质是天赋，给了他们在艺术领域的入门证，又把他们阻挡在仕途之外。
2.能力：才华的几个误解
诗歌中最常见的一种情愫就是“怀才不遇”，如韩愈的“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曹植的“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苏轼的“新恩犹可觊，旧学终能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似乎诗人是古代最倒霉的一个群体，明明装的一肚子学问，却被人当作啤酒肚。可是当我们把这些怨气冲天的诗人们，拉出来晒晒，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数只能说是有“才”，却无“能”。
我们常说“才能”，其实“才”和“能”不是一回事。才，是知识储备量，有才的人储备量大，知识广博，往往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可以称之为“有见识的人”。能，则是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它跟知识储备关系不大，往往取决于人的社会阅历、性格、胸怀等方面。
举个简单例子，张良陈平就属于“才人”，刘邦就是“能人”。郦食其当初应聘时就对刘邦说：你的见识和品行都不如我！刘邦一点不生气，这是实情，郦食其说的是“才”，刘邦确实自认才华不够。
大诗人王维，进士出身，才华横溢，中进士当年就被任命为太乐丞，居然在一次典仪中，安排伶人舞黄狮子。按唐律规定，黄狮子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个大乌龙导致他开局不顺，被贬地方。安史之乱时又被迫出任伪职，差点因此被砍头。
诗人们认识不到才与能的区别，把“能”视作低级吏员该做的事，不屑于参与，自恃才华空悲切。
3.性格：念着中庸走极端
诗人的性格缺陷几乎是通病，他们孤傲、清高、脾气古怪、行为乖张，不合群，情商低，缺乏自我管理，放纵不羁，一边念着中庸之道，一边走着极端的路。
比如李白，辛辛苦苦十几年，挖门盗洞四处拜山头干谒，写了很多拍马溜须的诗歌，终于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可是不到一年时间，老毛病又翻了，沉迷于酒色山水，唐玄宗经常找不到他人，交代的工作也不能胜任。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白又恃宠而骄，瞅谁都是一肚子泔水的蠢货，与唐玄宗身边的人矛盾不断。高力士着靴这个故事虽然是编的，但李白当时的心态确实就是如此。
极端化是文学表现形式的惯用手法，诗歌极度夸张，极端情绪的表达，才能形成强烈的感染力，才能与读者形成共鸣。政务则不行，那是个很“低级趣味”的活，诗人的性格不适合。
4.权谋：烧伤的是自己
古代诗人是孔孟教育最成功的典范，他们清澈如水，执拗又单纯。这个人群与权谋二字很难沾边，可是仕途离不开权谋，越往上层越如此。
诗人们固执地以为，儒家就是最大的道，也是官场之道，结果灼伤了自己。
苏东坡大概是中国最伟大文学家，他的诗词高度旷古烁今。但是苏东坡的仕途一生坎坷，刚一出道就被誉为未来的宰执，可结果一辈子在京城没呆几年，反倒是风沙吃了，荒山爬了，海腥闻了，离宰相的位置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