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呼声。反映在小说创作的方面,就是明末清初出现了大量的色情小说,而且能够大行其道。色情小说的大量刊行,固然有书贾牟利的因素,但主要是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即扯破所谓伪善的道德面纱,还人以人的本来面目。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个性解放乃至性解放实际上是一股颠覆社会规范的反社会力量,只能出现在社会规范力量不强的时代,而明末清初正是其时也。可惜的是,这股个性解放的潮流维持不了多久。随着满清政权站稳脚跟后,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就上了清廷的议程,而康熙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向程朱理学借兵。 程朱理学诞生于宋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是新兴思潮,也不失为一股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可是,当程朱理学在后来被统治者利用之后,就开始变质了。到了明朝中叶,程朱理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否则也不会轻易地被阳明心学取而代之。换言之,清廷以程朱理学作为御定的官方哲学,其实并不具备指导社会发展的资格,除了作为强势政权装饰门面的点缀之外,毫无价值可言。 然而,正是这股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反动力量成了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它所要对付的主要敌人就是晚明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在这两股势力的夹攻下,当时文人的精神苦闷可想而知。一方面,他们内心深处对个性解放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生存又不得不苦读经书,勤练八股,以求能够一举成名天下闻,而考科举的主要动机就是混口饭吃。可以说,这是当时社会中所有男性读书人的共同心态。相反的,无缘赴考,也无需担当太多社会责任的女性可就萧洒多了。她们不用读经书,不必练八股,可以读西厢、读老庄,也能按自己的兴趣填词作诗,一切都可以凭个人的喜好去学。也就是说,当时的男性文人是为了生活而读书,女性却可以为读书而读书。在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红楼梦》作者塑造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理想世界“大观园”,借主人公贾宝玉的口说出“女儿是水做的,男儿是泥做的”,并刻意把贾宝玉塑造成一个阴气十足的男性,使人读来无不产生“崇女贬男”的感受,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一方面,也可以拿《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同时代作品做一下比较研究。从蒲留仙塑造的众多聪慧的鬼女、狐女、妓女形象,吴敬梓塑造的沈琼枝形象,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文人心灵世界中“崇女贬男”的倾向是何其的鲜明。即使是被视为替封建卫道士涂脂抹粉的《野叟曝言》,其中除了主人翁文素臣之外,其他有所作为的人物都是女性形象,如璇姑之善算、素娥之识医、湘灵之能诗、难儿之知兵等等。职是之故,笔者认为《红楼梦》作者的创作动机,应是通过“崇女贬男”此一特殊艺术手段,来反映当时男性文人的精神苦闷状况。这可能就是《红楼梦》的总主题或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