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顺应“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产业化提升农业”这一历史趋势，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思路，我们应积极结合陕西省的实际，把“三农”问题作为陕西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重点来抓，而且从近些年来陕西省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也到了对“三农”实施反哺的时期。
1、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86.3％，成为拉动经济的缰绳。2004年陕西省实现GDP2883.51亿元，较上年增长12.9 ％，增速为15年来的最高水平，是1978年的35.5倍。其中二产GDP1416.82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49.1%，是1978年的57.3倍，其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6%，拉动经济增长7.8个百分点；三产GDP1071.71亿元，是1978年的75.2倍，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9.5%，拉动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而一产的GDP 394.98亿元，仅占全省经济总量的13.7％， 较1978年的30.5％，下降了16.8个百分点，其对全省经济的拉动率仅1.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二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陕西省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战车的主缰绳。
2、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反哺”提供了可能。2003年陕西省财政收入326.94亿元，较上年增长29.6 ％，其中来自农业的税收仅10.85亿元，仅占3.32％。尽管2004年农业税的减免使陕西省农业税和特产税合计较上年减少4.87亿元，但由于在经济总量中二产的支撑作用增强，陕西省的财政收入较上年增长了27.1%。说明在陕西省国民经济发展中，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正在减弱，农业仅仅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陕西省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我们应顺应这一趋势，自觉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的支持“三农”的发展。
3、农村多年来对国家建设有目共睹的贡献，使“反哺”成为必须。多年来，我国公共财政的主要投资都在城市的建设上，而对农村的投资几乎为零。改革开放后，国家的财政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1979年陕西省的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点17.95%，其后即为下降趋势。而且在这些支农的支出中大部分为农口系统职工的工资及业务经费开支，真正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资金更少。1950－1969年这二十年间陕西省农业税收入总额达15.66亿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15.27%；而这期间财政的支农支出仅有7.9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9.35%，说明这期间陕西省农村税收的一半以上支援了国家和城市建设。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才有所增大。农业多年来对国家建设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贡献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发展成就。目前在国家建立和谐社会和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中，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积极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成为反哺必须实施的重点。
4、国民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预示着反哺机时的到来。从1952年到2003年，陕西省农村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从90.4%下降到75.5%，只下降了14.9%。但农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则从65.4%降至13.3%，降幅高达52.1%。说明陕西省二三产业建国五十多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1978以来，陕西省二三产业发展迅猛。2003年全省第二产业GDP是1978年的26.9倍，第三产业GDP是1978年的66.4倍，而第一产业GDP仅是1978年的12.9倍。国民经济结构的这种巨大变化，已使政府有可能通过财政手段，补贴农业和农民。从经济上看，这是以多补少。同时，陕西省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也达到了能够以工以商补农的阶段。
随着陕西省整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经济对全省经济拉动作用的减弱，农业不再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容忽视，农村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城乡社会发展失衡问题倍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中央不失时机的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思路，无疑是陕西省小康社会建设的及时雨，同时也标志着“反哺”时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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