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封信是左宗棠安排儿子孝威前去给曾国藩吊孝而写。左宗棠人在甘肃，连妻子的葬礼都无法主持，曾国藩的葬礼，当然更没有时间亲自参加。
但这是一个敏感且略带尴尬的差事。1864 年7 月，左宗棠自向朝廷举报湘勇"吉字营"放走了幼天王洪天贵福，"曾左交恶"已成为人尽皆见的事实。
其后8 年，两人虽私下仍有间接往来，但公开场合不见书信。无论官场还是文化界，多数认定两人已势成水火，不可能再有交集。
外人的议论说到底全凭现象。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当事人最清楚。左宗棠此举，打破了人们之前的漫天猜测与无端谣传。
回顾曾左两人刚出山时，彼此相互举荐过。左宗棠在1852 年第一个冒出来办团练的想法后，向张亮基举荐邀曾国藩来办理；曾国藩则在1860 年邀左宗棠去到安徽宿松大营，避开樊燮之祸，并积极向朝廷举荐左宗棠可自领一军。
左宗棠在湖南巡抚衙门主政的8 年，曾多次有恩于曾国藩。举其大端有：1853 年曾国藩受鲍起豹、陶恩培多方刁难，差点内部火拼，多亏左宗棠从中把控调解，才没有给湘勇造成大的伤害；1854 年曾国藩在靖港跳水自杀，左宗棠将他及时骂醒，并接过军事布防，避免了人亡事息的悲剧；1856 年到1858 年，湘勇在江西遭遇断粮、断饷，全靠左宗棠通过湖南东征局送去的295万两白银，避免了数万军队饿困甚至哗变的危机。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帮助，感激由心，早年大约也想过回报。1854 年湘勇收复岳州，曾国藩在保举名单里将左宗棠的名字放到前面，向朝廷保举左氏为知府，并要求朝廷赐左氏蓝顶花翎。
左宗棠获知后勃然变色，写信给刘蓉，毫不隐讳地批评曾氏：仗在岳州打，我在长沙。岳州与长沙相隔三百多里，战场胜利我没有一点儿汗马之劳，之前也没有参加任何战前军事会议，混在保举名单中，让我何以处己、让曾氏何以服人？方苞说，男子汉大丈夫，升迁自然要有堂堂正正的升官之道，何必要靠那些弄虚作假、浑水摸鱼的小动作？我认为方苞这话说得极对。涤生兄"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合诸葛亮本人的意愿，也让我这个以"当代诸葛亮"自称的人徒惹世人讪笑。如果他不是对我怀有深仇大恨，断然不会这么做。曾涤生为人质朴厚道，这种事情绝对做不出来。为什么还是发生了呢？我猜是胡林翼怂恿，罗泽南跟刘蓉密谋出来的。我劝你们三人赶紧与涤生兄商量，将无故加在诸葛亮头上的蓝顶花翎去掉。否则的话，我将披发入山、誓不复出！
无功不受赏，左宗棠在这里并不是惺惺作态，他最后真的拒绝接受朝廷已经赏赐的同知衔。这看起来很不合情理，但确实是左氏真君子的气派。曾国藩为人正派，对左宗棠这种说得到做得到的直人君子，内心满满的全是敬佩。
1860 年8 月，经朝廷授权，左宗棠在长沙金盆岭练成楚军，朝廷当时的想法是，左宗棠入川，预备为署四川总督。因曾国藩力邀加盟，胡林翼拿江西、四川两地对比，晓以利害，左宗棠决定名义上加盟，挺进江西。
这事从表面上看，曾国藩有恩于左宗棠，细究之下，二人属相互帮衬。谁也不欠谁人情，因为楚军出山之后，左宗棠给曾国藩的实质性帮助更大。
其后一年，左宗棠凭楚军的强大实力守住江西、保住安庆，尤其在1861年4 月21 日的乐平一战中，以5000 人胜10 万兵，打通湘勇的救命粮道，让身陷祁门绝境的曾国藩得以大难不死。曾氏感激左宗棠的救命之功，其后竭力保举他担任浙江巡抚，客观地说，两人此时完全是互相帮助，彼此成全。
但曾国藩的军事战略短板，这时也逐渐暴露无遗。将两江总督府驻扎在祁门本是他一个人拍脑袋并霸蛮坚持下来的。其失误连学生李鸿章都看出来了：徽州城一旦失守，祁门顿成前线，祁门属盆地，是敌人可以一锅端的驻军死地，作前敌总指挥部尤不适宜，建议改驻东流。曾国藩碍于面子，置之不理。但这话说过不到一年，李元度果然遭遇守徽州城失败，曾国藩差点儿困死祁门，死里逃生迁移东流。
曾国藩习惯"扎硬寨、打死仗"，左宗棠对他的笨拙，有种说不出的着急，但大多数时候也只是哀其不聪，怒其不明。
如何与诸多方面不如自己，但又有恩有情于自己的朋友相处？在这封信里， 左氏说出了自己为人处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 意思是说，与朋友交往，用心要正直，对方有缺点必须指出来，但用情要深厚，指责朋友的缺点与错误不能影响自己对他的情谊。这是一种"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做法。
从后来之事可以看出，两人确实是平等互助的朋友。左氏用"交游情谊"四字概括，可谓客观。
信中最能解释1864 年举报一事属唱双簧的一句是："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锄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据此可以推断，举报信同时提前寄给了曾国藩一份，否则"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就说不通。为什么后世没有流传下来？曾国藩读后很可能当即就销毁了。
虽然公开"交恶"，但两人私下其实一直并未断开联系。1865 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探寻改革两淮盐政之方，一时没有主见，想起两淮盐政改革始于前两江总督陶澍，而作为陶澍的亲家，左宗棠将陶澍家的宾朋书信与臣工奏稿全部看过，称得上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曾氏当即去信闽浙总督府，向左氏虚心请教。
左宗棠没有回信。拒绝回信，很大程度上在于左宗棠比曾国藩看得明白，如果此时两人私下过从甚密，慈禧太后一旦查得，就会对自己严加防范。其时湘勇正面临大幅度被逼裁军，左宗棠则早早公开表了态：楚军属于国家，不会学湘勇裁撤。书信跟曾国藩往来近了，难保朝廷不会将楚军当湘勇裁掉，左宗棠的政治方向判断可是从来不差的。
曾左两人之间之所以减少书信来往，还有一个原因，即公文往来已经将此意表达。
书信往来渐无，另有一个原因，曾左之间确实有互竞高下的心理。
回想1858 年农历六月曾国藩复出，他第一件事跑到长沙拜访左宗棠，要左宗棠用篆书为自己书写一副对联 ："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 曾国藩试图借对联表心迹，用意很明确：左宗棠是雄，第一，自己是雌；第二，这话出自曾氏之口，便成了"伟大的谦虚"。
左宗棠何等聪敏之人，当即领会他的用意，为表明前段时间写信寄去湘乡批评他，不是图争个雌雄高下，便换赠一联： "集众思，广忠益；宽小过，总大纲。" 这里是引用诸葛亮的话提醒曾国藩：欲成大事，不能刚愎自用，要团结人；要立大功，不能临事畏逃，要忠心正直；要带好部队，须宽容部下小错小误；要凝聚八方人才，需战略上立准方向。
在左宗棠看来，这是比"黄老药方"更有效的灵丹妙药。曾国藩之前正是因为没有做好这12 个字，所以既得罪了江西官场，又交恶地方乡绅，还惹恼了咸丰皇帝，弄得自己在江西待不下去。
在左宗棠看来，凡是困难，都可以通过智慧找到最恰当的解决办法，主帅之所以发生失误与错误，是因为自己智力不够或方法错误带来的。有了困难，逃避不是办法，"黄老药方"也只是借口，正确的办法，应是在反思自己与思考解决方法上下功夫，方法找对了，困难便可迎刃而解。
这12 个字不但达到了纠正曾国藩之前所犯错误的目的，也跳出了两人之间浅薄的高下之争窠臼。左氏论正心诚意、胸怀眼光，此时明显高出曾氏一筹。
曾国藩在这一年去世，双簧没有必要再唱下去，怎么掀开笼罩在两人之间的这层层虚掩的纱幕？
左宗棠想到用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以释世疑：
左宗棠此时大概已经想到了，后世会有人了解两人之间的是非恩怨，哪里会知道私下里到底有多少弯弯道道？也许会反过来怀疑，他对曾国藩的态度转变何以会如此之大！
所以他在这里试图要儿子先为自己解释一句：我的观点从始至终没有变过， 用"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这两句话褒奖曾国藩， 在历年来给朝廷的奏折中已多次写过，并不是在他死后才突发奇想冒出来的。
俗话说，吊死问生，无非人情。左宗棠安排孝威带上父亲书写的挽联以及在长沙准备的猪、羊礼品，外加四百两白银前去吊孝，并要他亲做一篇祭文追悼，这已是朋友之间比较隆重的礼节了。
曾国藩的家教此时起了作用，曾纪泽根据父亲的遗训，丧事只收礼品，不收分文礼金，孝威带去的四百两白银退了回来。
事实上，两家后人之间完全不存在过节，这一点，从后面两家的关系可以看出来。关于曾国藩的满女曾纪芬与满女婿聂缉规求助左宗棠并得到接济、赏识与提拔的事。但眼下孝威对父辈之间的恩怨，确实还不太清楚。孝威之前在家信中陆续读过父亲对曾国藩的一些评价，印象中，总体评价似乎不高。他当然也知道父亲举报曾伯父漏掉幼天王之事，但不解内中曲折原委，所以担心到了曾家，遭遇白眼与唾骂。
为了打消儿子的顾虑，也为了让后世更清楚其中的内情，左宗棠在信中将自己与曾国藩的关系，类比成明朝的杨嗣昌（字武陵）与黄道周（字石斋）。
左宗棠这里意在将曾国藩比作杨嗣昌，将自己比作黄道周。以杨、黄类比，左氏一定经过深思熟虑。晚清内忧外患，随时可能被颠覆，与晚明确实极为相似。
但颇有趣味的是，杨、黄的官职，与曾、左比较，则调了个位置：左宗棠后来官至东阁大学士，与杨嗣昌一样；黄道周获武英殿大学士，又与曾国藩一样。杨是"行动派"起家，黄是"学院派"起家，这点与曾、左比较，也反过来了。最根本的不同是：杨、黄"不和"，换来大明灭亡；曾、左"不和"，带来同光中兴。
左宗棠年轻时曾自题挽联，预言一生"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海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推测自己毕生可能成为著书立说的隐士。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倒是黄道周如愿以偿。如果清王朝在光绪初年放弃对外主战，黄道周晚年的归宿，也许是左宗棠的彩排跟预演。
历史 有时会有惊人的重复，但没有相同与重叠。左宗棠与曾国藩都是特定 历史 时期才同时偶然出现的。左宗棠天资奇高，太平时代，更有可能完成进士学习，做个科班"学院派"；曾国藩守拙尚勤，中人之资，更接近民间"行动派"。但遭遇乱世，一切都戏剧性地颠倒了。左宗棠因读"实学"耽误八股，意外沉寂底层，却因祸得福，锻炼出一流的办事能力；曾国藩苦读理学，凭运气加关系，骤然入仕，又因办事才能欠缺，在官场内摸爬滚打，锻炼出一流的情商。
如果生在太平盛世，将颠倒过的再颠倒回来，则两人极有可能同归于平庸：曾国藩的智慧应对不了复杂的理工技术活；左宗棠的性格与气质，也做不了长袖善舞的词工文臣。 历史 往往是阴差阳错造就的。
曾、左同时出现的偶然中的必然性同样表现在：如果中国不是人情 社会 ，凭运筹关系、人情不能出人头地，则曾国藩出不来；如果不是身处乱世，让办事能力有了施展平台，则左宗棠终生都将被埋没。
这是早年科场与官场一路绿灯的杨嗣昌、黄道周关系中所没有的。或者说，是与之完全相反的。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完全相同的 历史 人物，也不可能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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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志频
图：《左宗棠：家书抵万金》插图、网络图片（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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