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善是解放战争时期，在营口起义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在戎马倥偬的一生中，王家善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样：“我不懂政治，只凭一股热情，不能不走到歧路上去。” 王家善，字积之，黑龙江省巴彦县康庄乡旭东村人。其家是清朝咸丰年间的开荒占草户，占有300多垧山荒地。起初，搭个板房开荒种地，人称“大板房”，后来成了屯名。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王家善出生在这个村庄。这个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在县城读完初高两等学堂后，1918年（民国七年），也就是16岁时，考入省城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后来全靠他做官的叔父培养，才成长起来。
王家善的叔父王纯嘏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法学院毕业。回国后，在营口东三省盐运署稽安局当巡视员，承担了王家善以后的教育。他先送王家善去日本铁道学院学习，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1年9·18”事变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为此，王家善等留学生被中国驻日使馆撵回国内。 王家善的同学张文铸在齐齐哈尔来信，叫他去齐齐哈尔。张文铸是王家善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现任齐齐哈尔警备司令部司令，投降了日寇，请王家善去当参谋长。王家善就这样离开了革命队伍，开始步入歧途。王家善来到齐齐哈尔以后，方知他的同学张文铸当了汉奸。为此，他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陆军大学。1935年，王家善在日本陆大毕业前夕，利用回国休假之机，经中国驻日使馆大使许世英介绍，取道南京，求见国防部次长熊斌，要求毕业后，留在国统区。熊斌对他说：
“东北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王先生应回东北，搞地下抗日组织，准备将来配合反攻。”并吸收他为国民党员，授予陆军中校军衔。 王家善在日本陆大毕业后，回到东北敌占区。在伪军中，曾任第3军管区教导队后补生连长、奉天陆军训练学校上校教官、军政部（治安部）参谋司军事课长（晋升少将）、陆军士官学校教授部长等职。在此期间，王家善在同仁和学生中，组织有“留日同学会”和“北辰同学会”。伪军校共有7届毕业生，故按“北斗七星”的说法而得名，共发展200多人。后来，两个组织“合二而一”，秘密成立一个“真勇社”，宗旨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复兴祖国。他们要掌握武装力量的目的是准备对日作战时，起内因作用。王家善就利用这个地下组织，聚在身边一大批爱国青年军人，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后来，鬼子有些察觉，便免去了王家善的正式带兵职务，使真勇社被迫停止活动。王家善很有民族气节，从不对日本人谄媚逢迎。他与一般的伪职人员不同，头脑比较清醒，很有民族意识，不是一个饱食终日、利欲熏心的伪官；而是一个有进取心、希望有所作为的正派军人。过了一段时间，风波平息，王家善出任新京军校教授部长，真勇社又恢复活动。
1942年，王家善被调到驻佳木斯的第7军管区，任少将参谋长。此地位于东北边疆，与苏联伯力地区接壤，也是鬼子与苏联交战的前哨阵地，可谓边防要塞。“8.15”光复前夕，王家善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召集真勇社人员开会，研究等待苏联出兵时的配合行动。军区参谋刘启民利用到各地去视察的机会，部署行动计划。在第2独立炮兵营，刘启民告诉副官李殿儒，以后要听王家善指挥。李殿儒是王家善的女婿，很可靠。他接到指示后，立即把炮兵组织起来，枪毙了鬼子指挥官，并派人去迎接苏联红军。不料，苏联红军进驻佳木斯后，把他们关进了集中营，管制起来了。限于正统观念的束缚，王家善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没有正确的认识，总想着国民党与中央军，所以，他避开苏军，叫韦启新到长春去找国民党联系。国民党国防部委任王家善为东北先遣军中将总司令，占领佳木斯。可是，共产党接收了佳木斯，见他这个总司令当不成了，便借苏军带他去江里洗澡的机会，在韦启新的帮助下，乘小船逃离了佳木斯。至此，王家善结束了伪军14年的历史，但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又投向另一个旋涡。 王家善逃离佳木斯后，隐居长春。不久，他带领韦启新去北平，找到了杜聿明。杜聿明是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派他到东北保安司令部当高级参谋，后任保安第4纵队司令。这是一支由伪满军警、地方武装和少数土匪组织起来的杂牌军，成份很复杂，不属于国民党的正规军。李殿儒感到此乃并非重用，便提醒岳父说：
“要小心点，国民党在利用你，别叫他们送终。”
王家善心里有数，不以为然地说：“国民党不是给了我一个整编师嘛，今后怎样，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1946年10月9日，王家善奉命率领保安第4纵队（代号独立9师）开赴岫岩、凤城、庄河、海城地区驻防，划归新6军管辖，由前进指挥所司令许颖领导。王家善是中将，许颖是少将；中将反被少将摆弄，使王家善的心情大为不快，产生了不满情绪。其部下也觉察到了这一点，甚为不平。其实，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也真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杂牌军”、“地方部队”，早晚得被吃掉。 1947年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把新6军打出了安东地区，营口成了孤立据点，杜聿明便把王家善部调去营口驻守。实际则是叫他们来当替死鬼。王家善心里明白，所以，加强了防守，使东北民主联军四攻未克。杜聿明觉得王家善还有利用的价值，便将其部队改编为58师，列入正规军序列。同时，任命王家善营口防守司令兼营口市长。可是，他们的待遇与嫡系截然不同，有天壤之别。嫡系都是美式装备，而他们使用的都是日本鬼子扔下的旧武器，明显不一样。后来，民主联军加强了攻势，使他们伤亡很大。战后，王家善去阵地视察时，看见许多血肉模糊的士兵尸体，不禁感慨万千。回来躺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
“中国人打中国人，伤亡又这么大，为啥呀？这不是互相残杀吗！”
他很气愤，连早饭也没吃，产生了不愿意打内战的思想。王家善不同于一般的赳赳武夫，他的视野比较宽阔，国民党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无一不违背他的初衷。“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他很赞赏这句民谣，因为也道出了他的心声。他的部队拉起来后，受了很多气——补充他们的好武器，都被52军留下了，换给他们的都是一些修理好的破烂武器，使他精神受到了强烈的刺激。随着形势的变化，王家善的思想斗争很激烈。过去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没成想今天的国民党竟然腐败到了这种不可救药的地步。他想：
“我如果这样混下去，必将和国民党同归于尽。”
在三岔路口上，王家善主动向他的学生王明仁（东北行辕驻营口情报处参谋）找几本共产党的书籍阅读。其中有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目前形势和任务》和《论联合政府》，使他的思想初步开窍，改变了对共产党的不正确看法，产生了弃暗投明的想法。
1948年春节之前，解放战争进入紧要关头，形势对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不利。王家善想：“国民党肯定不行了，剩下几个孤立据点，营口是最小的一个，当然要先被吃掉，不能等到山穷水尽，丢人现眼，要找一条出路。”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石砥，从哈尔滨给王家善捎来一封信，动员他起义。石砥，原名石玉林，是王家善在巴彦游击队时的战友，此信使王家善和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
起义也并非容易的事情，既不能向官兵宣布，但是，又不能不讲，这就得讲究时机和方式方法。王家善想：“预计东北丢掉之前，局势一定非常紧张，只有借助外面压力才能起义，时机一定要把握准。”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开始以后，王家善有机会就同师部参谋、各团团长以及其他军官讨论战争问题，有意识地谈论胜败原因。国民党的军队，缘何屡屡败退？共产党的军队，缘何节节胜利？
在讨论中，使军官们知道了共产党领兵打仗，是为穷人翻身得解放，建立新中国，人民都拥护；国民党则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统治人民，人民都反队。
所以，注定要失败。王家善说：“光复后，我也想祖国富强，才投靠了国民党。不料，国民党却是一团漆黑，祸国殃民，真是误入歧途啊！”都谁能跟着走呢？1团长戴逢源是他的老朋友，如果有情况，他可以作为基本团，就是那两个团不动，也能拉到解放区去。3团伪军校的学生多，对他很信任。认为他资历深，有政治头脑，跟他走不会错。王家善想：“人心叵测，一旦漏底，可就砸锅了。”
所以，他力争时间，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这天，王家善叫副官赵玉珊准备点好吃喝，通知各团团长、副官处长田贡吾和参谋长梁启章到他的办公室来。大家来了以后，王家善说：“今天我过生日，为此宴请大家，共同欢乐一场！”
在欢快的酒宴中，王家善似醉非醉地讲：“咱们是另找个地方，还是跟国民党干到底，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这些军官都猜透了王师长的意图，异口同声地说：“师座走到哪，我们就跟到哪！”
此后，王家善心里有了底，知道另辟蹊径没有问题了。
1948年春节以后，东北民主联军要攻打营口。坐镇营口的52军前进指挥所司令郑明新，妄图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下令凿开封冻的辽河，切断58师的退路，迫使其背水一战。王家善心里明白，此乃是叫他们送死；这可也是天赐良机，会使战士产生逆反心里，想法死里逃生，有利于起义。
于是，王家善派人去东北民主联军辽南军区联系，提出起义的打算。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大意是：
起义人员既往不咎；不改编，不拆散；私人财产归个人所有；家属按东北民主联军家属待遇。
此条件于2月25日下午3时，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公布以后，大家都很高兴，认为合情合理。这些军官都是伪军校的老同学，具有爱国思想，就是对共产党不了解，抱有正统观念。所以，光复后，投靠了国民党，方知走错了路。
2月25日下午，王家善以计行事，叫副官赵玉珊接通前进指挥所的电话。在电话里，王家善对郑明新说：
“共军要攻打营口，咱们得开个城防会议，研究一下对策。”
郑明新说：“好哇，那就到我这来开吧！”
王家善说：“开会的人不少，得吃饭，你还得破费，还是到我这来吧！”
郑明新不知其中有诈，便顺口就答应了。王家善高兴地撂下电话，立即叫赵玉珊下通知，一个也不要漏下。然后，又叫梁启章找孙宇辉去电业局，命令他们到1团阵地前沿，架设一道电网。其实，这是一个迷混魂阵，以表他守城的“决心”。
当天下午2时，宪兵队、水上警察局武警、团管区和市政府卫队、公安局武警、纺织厂警、盐警等8个武装团体的头目，共36人，陆续来到了58师会议室。其中，宪兵队实力最强，有120多人，全都使用德国造的20响大肚匣子。那些战斗力都很差，不堪一击。会议开始时，郑明新首先讲话，讲的是守城问题；接着王家善讲了布防情况，言称城防工事“固若金汤”，大家要齐心协力，加强防守，虚表一下决心。副官赵玉珊按约定的时间，进来报告：“东北行辕参谋董彦平来电话，请王师长去接。”
王家善故意说：“让梁处长去接吧！”
赵副官说：“董参谋请王师长亲自去接。”
王家善就这样离开了会场，迈出了起义的第一步。
王家善离开会场后，副官韩光率警卫连冲进会场，将与会的官员缴械，押进司令部地下指挥所，迈出了起义的第二步。
晚7时，58师司令部大楼上发出3颗照明弹，宣部正式起义。赵玉珊调来汽车，王家善和夫人赵芷馨坐在中间，周围站着警卫战士，按约定地点，来到辽大公路西侧村庄的红灯处，即东北民主联军辽南军区联络站。军区司令员吴瑞林把王家善夫妇接到大石桥百寨子。翌日中午，58师全部撤出营口，集结在百寨子待命。同时，东北民主联军打进营口，消灭守敌。至此，营口起义胜利成功，58师弃暗投明，走上革命之路。王家善说：
“过去我对蒋介石曾抱有幻想，后来看到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已日暮穷途，不能再替他卖命，必须为全师官兵选择一条光明之路，所以，我才率师起义。”
王家善率师起义后，编入第4野战军，曾参加云南剿匪和抗美援朝，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立下不朽的功勋。朝鲜停战后，王家善曾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热河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1955年转业到地方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王家善曾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月23日王家善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