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我国语文课程设置，可谓源远流长。我们大致可以将之分为三个时期：
一、清末民初语文课程设置
我国古代没有专门的语文课程。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开始教学“
六艺”——礼、乐、书、数、射、御。其中的“书”大体相当于现代的语文课程。两汉以后，教学就是诵习儒家经典《四书》《
五经》。当然，其中有识字、写字、阅读、作文等教育因素。可见，在漫长的古代，语文与经学、史学、伦理学融为一体，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文课程。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口号，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901年
清政府明令各地兴办学堂，次年颁布
《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小学、中学均设“读经”科，此外，蒙学再设“字课”和“习字”课，初等小学再设并行的“习字”“作文”课，高等小学再设“习字”、“作文”、“读古文词”课；中学再设“词章”课。这里的“读经”“习字”“作文”“读古诗词”“词章”，大体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语文课程，以分科形式存在的语文课程初见端倪。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章程公布后未能在全国实际推行。
1903年，清政府颁布
《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在课程设置上规定：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均设“读经讲经”外，初等小学另设“中国文字”（教学内容包括识字、读文、作文），高等小学和中学另设“中国文学”（教学内容包括读文、作文、习字、习官话）。该章程将识字、写字、读书、作文、说话等科目合为一科，语文课程独立设科。
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不再设置“读经”课程，而设置“国文”课程，这标志着学科意义上的语文教学开始进入学校课程。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制订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规定，废止读经，将清末以来的“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改称为“国文”科，并将该科分为读法、作法、书法、语法（练习语言）四项。
这一时期，语文与经学、史学、伦理学分离，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中小学开设，尽管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未深入到学科领域内部，但使语文在中小学教育中取得了一定的位置，为以后的语文课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五四”运动后语文课程设置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的
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与新文学，反对文言文与旧文学，并倡导把国语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共同语言，这对当时的语文教育和语文课程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全国文化教育界的一致呼吁下，1920年
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将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此前编写的文言文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也逐渐用语体文改编，实现“言文一致”， “国语”科诞生。这是“国文”设科以来又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胡适评价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1922年，北洋政府颁发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新学制。配合新学制，于1923年颁布了我国小学及初级中学的《国语课程纲要》，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以教育法则形式确定了语文课程的性质、教学目的任务、教材体系、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及阶段教学要求，使国语课程趋于成熟，对以后的语文课程设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后，
国民党政府虽又几度颁布和修订课程标准，但在内容和框架上没有质的变化。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边区和解放区的国语教育卓有成效。当时的课程设置及目的，均紧密结合当时的国内战争与
抗日战争的需要。各解放区的小学国语课程，都以学习文化为中心，强调国语教学为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服务，将“政治”、“常识”与国语融合，体现了课程的综合性。在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老区的
中等学校实际上就是各种干部学校和职业学校，不另设普通中学。课程设置比较精简集中，干部学校设有政治、军事、文化、劳动等课，文化课中语文课是必修课。职业中学为青年的义务教育，设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和文字科四门课，文字课主要就是语文课。
这一时期，国语学科应运而生，语文教学走上了以口语型书面言语为重点的道路，课程标准也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具有汉语特色的语文课程理论体系的建立。
三、
新中国成立后语文课程设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旧有学校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和教材教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在编辑全国通用的语文教材时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这套课本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显然，“语文”这一课程名称避免了过去“国语”只指口头语言，“国文”只指书面语言，甚至只指文言文的误解，使课程名称更加科学、规范，体现出听说读写并重的思想。“语文”这一课程名称自此命名并一直使用至今。
50年代初，受
前苏联的影响，国内普遍认为语言和文学混在一起教，两败俱伤，提出文学、汉语分科教学，为此，制定了中学文学、汉语教学大纲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还制定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从1955年到1958年，中学实行文学、汉语分科教学，小学虽没有分编文学和汉语课本，但在语文课本中充实了语言方面的内容，并且除课本之外还编写了系统的、着重进行语言训练的《语文练习》。这是建国后语文课程的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改革，对语文课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由于过于强调汉语与文学的系统，偏重纯文学教学，忽视了综合运用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文学、汉语分科教学实行不到两年，两科又重新合并为“语文”。
1963年国家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和综合型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突出语文课程的工具性，重视“双基”（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强调读写能力的培养，较好地纠正了以往偏重语文知识传授的倾向。
1966年至1976年我国经历了
十年动乱，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语文课程几乎被彻底否定。粉碎“四人帮”后，教育界力求拨乱反正。 1978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和《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大纲既是对教育事业的拨乱反正，也是对建国以来语文教学经验的总结，语文课程回到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随着语文教学实践的发展和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1986年国家教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颁发了《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教学目的的规定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语文课程朝着“加强基础，培养能力，发展智力”的方向前进。语文课程逐步走向现代化。
1992年，国家教委制定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和《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特别是把语文课外活动提到了应有的高度，指出：“课外活动是语文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具体规定了其内涵，这表明语文课程不仅包括语文课堂教学，而且包括语文课外活动，标志着语文课程日益走向成熟和完善。
1999年我国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继续深入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加快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2000年，教育部对1992年大纲试用稿作了修订，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2001年又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我国基础教育的语文课程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语文课程设置的改革，旨在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
可以说，新中国的语文课程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但从整体来看，语文课程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就是：科学认定课程名称、完整把握课程性质、全面拓展课程领域、准确确定课程目标。语文课程体系及其理论构建更加趋于完善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