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以道德立国，此诚如学者王国维所论：“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
《殷周制度论》)。也正因此，古人极为关注社会道德问题，甚至视之为国家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所以宋代苏轼在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说出了这样一番有名的话：“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古代，道德教化一直是个长盛不衰的主流话题，并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历史特点。一、“善政不如善教”在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上，中国古代先哲认为道德教化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孔子所谓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就表明了这种重教化的思想倾向。较之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刑罚的威逼高压，先哲以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道德教化起着更为持久而强大的主导作用。如管子就这样说道：“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管子·权修》)孟子则径直主张“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从文意可见，“善教”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而不是敬畏，所以它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政治意义无疑也就更大了。其次，这也缘于先哲认为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前者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更为基本和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古代法家是主张“任力”而“不任德”的，即“德厚不足以止乱”。但儒家则是力主“任德不任力”的。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充分显示了对“德、礼”的倚重，对“政、刑”的疑虑。孟子则接孔子余绪进而指出，以德更能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后儒循孔、孟遗意，大都鼓吹德治的效能。如《吕氏春秋·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正。”汉儒王符也持相近的看法：“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务明其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
《潜夫论》)儒家所谓的德治即礼治，实亦即“教化”，“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不难看出，儒家是力主教化优先的，上引王符“乃教化之所致”之论，正明确表现了此种态度。由于后来儒家的显学化与官学化，这种重道德教化的立场也成为古代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儒家并不一概否认法律的意义和作用，但相对而言，儒家认为法是相对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盐铁论·申韩》)。法只是治之具而不能成为根本的依托，“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
《汉书》第90卷)。东汉崔寔还形象地形容法仅为治理乱世的“药石”：“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
《后汉书》第52卷)。文中“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之说，生动而意味深长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对道德教化的认知与期待。二、“四行举人”古代社会权力集中于政府，所以“善教”，亦即道德教化之职主要是由政府来承担的。古代政府推行道德教化的一大手段，就是将官职授给那些品行杰出的人。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优则仕”，对此通常的理解是学业有成，则加官晋爵。这当然不错，只是孔子所言说的“优”，可能也有道德上的含意，即仕的条件有二：智慧与卓越的品格，就如《礼记》所说的“选贤与能”。史称早在三代时就任官以德了。据清儒顾炎武的研究，“三代之始，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
《日知录》)。西人李约瑟在其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中，曾盛赞中国的文官制度，认为它是文化精英主义，尽收天下英才于政府之内。考之史实，这固然不错，只是这里的精英有双重含意，即为学和做人。在科举成制以前，人才的选择尤重社会的推荐和公选，一般是将那些操守卓越，有较好社会声望和口碑的人选入政府。如
《册府元龟》所载，“汉以来士有立节守正，博闻稽古，持廉崇让，明经执法，英文焕发，至性内笃治，行尤异忠”的人，均赐以“荣官”。如西汉孝文帝时，于烈为光禄卿，他的儿子于登进入了后备官员的行列，于烈却上表请求废黜其子。孝文帝闻知后大为于烈的公心与谦让所感动，说：“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辨此”。于是特别招见登，说：我今天要破个例了，你的父亲力行谦让，而有直士之风，所以我要将你封为太子身边的官。西汉元帝则发明“四行举人”。所谓“四行”，即4种道德品格，具体言之即“质朴、敦厚、逊让、有行义”。有此4种品格的人，就会受到举荐，有机会到政府中做官。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举人以德，蔚然成风。西汉名臣东方朔，早年为谋一职位，曾写过一篇自荐性的文章，内称：“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汉书·东方朔传》)。文中所谓“廉若”、“信若”，意思都是说道德品格多么的好。东方朔以此作筹码，看来当时谋取公职的条件之一就是道德因素，汉代的“举孝廉”也正是如此。所谓“孝廉”，就是孝敬父母以及行为举止清正廉洁。西汉名臣丙吉，病危之际皇帝来看他，并问什么人可以接替他的御史大夫的位置，丙吉推举陈万年，因为“太仆陈万年事后母孝，惇厚备于行止”(《汉书·丙吉传》)。后来陈万年果然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这里“官孝子”所显示的，也无非是意在“表德”。在尚德的社会氛围中，品德有欠缺的人则会被清除出官吏队伍。《汉书》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何武想把老家的母亲接来同住，不巧碰到成帝驾崩，他担心路上有贼，就将计划暂缓执行。于是有人讥讽何武事亲不笃，孝行不好，哀帝闻知后也甚为不满，竟下令免了何武的官，并且颁布诏书说：“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四方”(《汉书·何武传》)。贤者在位，不肖者去职，这一用人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教化，它以无言的行政措施向社会表明：美化你的德行，你或许就有机会厕身庙堂之上。此诚如明儒归有光所论：“天下之治系乎人臣之有德，而才不与焉。”(《震川先生集·别集》第1卷)总之，诸如“四行举人”一类的“奖善”措施，其所表扬的主要是古代社会所需要的德性与品格。如古代社会需要家庭的稳固、需要养老、需要勤劳耕作，故“孝悌力田”一直作为一大德目受到夸赞和嘉奖。汉高祖重“孝悌力田”，汉成帝也“赐孝悌力田爵二级”。“奖善”的目的在于彰善扬德，所以对于那些有品节、有声望的社会贤达，政府也会隆重地予以表扬。因为“夫贤者国之纪，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天下楷模”(《册府元龟》)。古代“奖善”的方法五花八门，一般有诏令嘉奖、封爵号、赐予物品、晋升官爵、免赋役等。如西汉元凤元年，昭帝下令赐郡国有品节者50匹，而对那些“修孝悌”之行、在乡里有广泛影响的人，则要求郡县在正月酌给“羊酒”。西汉元始二年，平帝下诏赞扬公孙弘，赐其做官的子孙，“爵内侯，食邑三百户”。魏晋时李密，父早亡，母改嫁他人，与祖母相依为命。晋武帝征他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李上《陈情表》，痛陈要孝养祖母之情状，难以成行赴任。史称帝览表大为感动，“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三国时的杨弘，3岁丧父，养母数十年，母活到93岁过世，时年弘75岁。史称他悲痛异常，“哀毁过礼”。魏武帝为“树其纯孝”，为天下立榜样，准许免去他一家劳役租赋，还给他一个“散员”的称号。另外，“旌表”也是历代王朝经常采用的一种表扬有德的做法。“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导迪民彝之具，使人审所趋向而乐于为善……旌褒者，非我国家导迪之具乎。”(《册府元龟·旌表》)所谓“导迪民彝”，即激扬风化，敦率人伦。旌表的一般做法是“旌其门闾”，即在受表彰者的大门上留下特殊的标记，如挂上匾额，或者是树起牌坊等，以示嘉奖。古代“奖善”的内容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但表扬有德的做法本身，还是值得今人思考的，因为良好的社会风尚必须政府花大力去建设，它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三、“承流宣化”除朝廷外，地方官也扮演了道德教化的重要角色。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实行精英治理，官员大都是社会上的杰出者，故而他们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知识与品德的表率，自然也就肩负了教育民众的责任。汉儒董仲舒的“宣化”之说，可谓真切地揭示了古代官员的道德教化义务：“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汉书·董仲舒传》)。汉儒贾谊则认为，移风易俗并非是“俗吏”所能为的，而是英俊之士才可担当的重任，“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汉书·贾谊传》)。文意虽不无恃才傲物之嫌，但以教化天下为官员大任的态度还是十分明了的。可能受孟子“仁政”思想中“为民父母”观念的影响，后世的“英俊”，不仅在道义上自觉地教民礼义，而且在责任上也有这种义务，因为为官一方，即是“为民父母”，理应“使天下回心乡道”。汉代酷吏严延年母亲对延年的一番呵斥，就很能说明问题：“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汉书·严延年传》)。严母这席话也表明，“为民父母”应有“仁爱教化”，这在古代已是妇孺皆知的了。汉代地方的郡守权力很大，史称“重于诸侯”。汉代的郡守尤为重视“教化”。如东汉李膺，“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恩威并行，蜀之珍玩不入于门，益州纪其政化”(《后汉书·李膺传》)。又如韩延寿为官，“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汉书》第76卷)。他任颍川太守时，就厉行“教化”。原来当时颍川一带，民风剽悍，小有利害，即冤冤相报，衍为冲突，化为仇敌。韩延寿欲改变这种凶暴的民风，就特别推行“敬让”之道，想让他们学会礼让，但又担心老百姓不听。于是他想办法将当地数十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请来，设宴款待，他亲自作陪，执礼相敬，还向他们请教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民的疾苦，并乘机向诸老宣讲和睦亲爱的好处，以及消除仇恨的方法。诸老都以为很好，他的方法也可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汉书》第76卷)。由于延寿的努力，颍川的风俗为之一变。后来黄霸为官颍川时，继续推进。他一是选择一些品性较好的人为吏，再加上府县学生，让他们广泛宣传政府的政策，以使老百姓家喻户晓。二是下令邮亭之吏养鸡养猪，“以赡鳏寡贫穷者”。把这两件事办好了，然后他再推行道德教化。史称他“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黄霸的教化工作非常细密，常涉及柴米油盐之类的俗务，而且“教令”都传入了“闺阁”(《汉书·黄霸传》)。在韩延寿和黄霸两任郡守的努力下，结果这里“教化大行”，成为文明礼仪之乡。道德教化之力，由此可见一斑。历史上重道德教化的郡守，自然远不止上述几位，东汉的秦彭也颇为典型。他为山阳太守时，很重视礼仪之教。史称他“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年春秋行飨、射之礼时，他都注重“修升降揖让之仪”。凡在教化方面做得好的，他升之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属吏有过错，只是罢遣而已，并不多加指责。所以“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后汉书·秦彭传》)。东汉仇览，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堪称模范。他任蒲亭长时，在农事之余，办学授徒。村民有丧事，他尽力相助，又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他在任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乡民陈元与寡母合居，母亲呈堂告他不孝。仇读罢状纸很惊讶，说：前几天刚到你家去过，见房屋修整，又“耕耘以时”，你儿子不像个坏人呀，肯定是我“教化未及至耳”。你守寡养孤，苦了一辈子，怎么能一时气愤而将儿子告上法庭，使他背上不孝的恶名呢？“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枭哺所生。”仇览的教化，不仅感化了一家，也陶冶了一乡，果然是移风易俗了。东汉任延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很杰出。他曾为九真太守，而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任氏到任后，教民耕作，实即使当地人民进入农业文明。当初，当地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任氏于是移书属县，下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才可以“年齿相配”。任氏的努力使婚姻有序，人口也快速增殖，九真人民十分感激他，“民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史称他推动了华夏文明的南传，即“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另一人指汉中锡光)”(《后汉书·任延传》)。中国古代一直有华夷之辨，而华夏文明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故到边关任职的官员，在实施华夏礼仪治理的同时，也就传播了中华文明。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种教化，即以文明代替野蛮。后世的“吏治”也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如王阳明堪称典型。王阳明为明代著名哲学家，也是一代心学大师，从其文集中可见，他在江西为官时，十分留意社会的道德教化。他专门写有《兴举社学牌》(《王阳明全集》第16卷)，要求家长教育好子弟，“务在隆师重道，毋得因仍旧染，习为偷薄，自取愆咎”。对于民风民俗，王阳明也非常注意予以整饬，以期人们“朝夕聚合，考德问业”。在《十家牌法告喻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他就指出：我奉命在此任职，宗旨是“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王阳明全集》第16卷)。因此他希望“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王阳明全集》第18卷)。在《告谕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王阳明更显得苦口婆心：“告谕父老子弟，今兵荒之余，困苦良甚，其各休养生息，相勉于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故吾言恳于此，吾愧无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听吾言，各训戒其子弟”(《王阳明全集》第16卷)。文中的语气之恳切而近于祈求，可见王阳明对乡里教化的倾心；而内中“德政”云云，则表明移风易俗的教化是古代官吏为政的一种理想性的追求。先人重视乡村社区的道德自治的做法，在今天仍是值得借鉴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官员的做法固有差异，但在其辖区内努力推行道德教化，构建道德文明则是一致的。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古代官吏固然也有守土安民以及完粮完赋的任务，但移风易俗，宣扬道义，文明一方，也是其职责所在。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历久弥坚，之所以生生不息，之所以广被天南海北，与古代“循吏”的前赴后继地着意推行文明教化，也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