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从跋中可知，王希孟先前的画“未甚工”，不符合徽庙要求，“遂诲谕之，亲授其法”。希孟既经“诲谕”，领会“其法”，六个月内，创造出青绿山水长卷一件。徽庙虽然“嘉之”，但却不真心重视，既没用他特有的瘦金书为此图卷题签，也未为之命名，更不用说将之定为“神品”了。尤有甚者，皇帝居然还顺手就把此画赐给了蔡京，毫无爱惜保藏之意。而蔡京得赐之后的尾跋，主旨在彰显皇帝与他亲密无间的关系，对王画并无一字之褒贬。
七年后，宣和二年（1120）夏，蔡京主编的《宣和画谱》成书，收录由晋至宋画家两百三十一人，画六千三百九十六轴，根本没有提到王希孟。可见希孟此画，只是部分符合了徽庙对绘画技术要求：“写生”与“重彩”，至于全画在美学内容与“诗意”探讨上，均无法满足徽庙的特殊严苛要求，缺憾实多，置之徽庙创设“画学”内的名画及名画家中，并不显得特别突出。
《千里江山图卷〉前有宋理宗“缉熙殿宝”一印，显示此图曾入南宋内府；卷后接纸仅有元代高僧书法家李溥光大德七年（1303）的一则题跋。从元末到明末，王画并未受到鉴藏家及画论家的特别重视，题跋评论全无。清初梁清标入藏后，才为此画命名为《千里江山图》，到了1786年，乾隆皇帝才在画上题诗一首，内容俗陋庸鄙不堪，并无引用讨论价值。
希孟作此图时还年轻，画法恪遵唐代“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美学典范，对苏轼“论画求形似，见与儿童邻”的新典范，尚无体会。对徽宗创立“画学”，以“诗意”追求“画外之意”的美学用心，亦所知不多；仅在技术上，遵循徽宗“色不掩墨”的原则，将青绿重彩，重新施之于墨笔山水之上，突破了唐人的重彩画法，并有可喜的表现，受到嘉许。
自王维通过画“雪景”突破重彩写实流行的重围，提倡画道应以“水墨为上”，追求表现个人简净情思的意境，经过唐末五代诸山水画大家的努力，“水墨”已经无所不能，成为绘画主流，单以墨色，就可充分表现四季微妙的变化。三百多年后，时至北宋末，水墨山水画的创作语言及文法，已完全丰富成熟。让彩色重入水墨山水，只是徽宗绘画革新在技术上的一项尝试，并非绝对必要。我们看完成于王画之后的《清明上河图》，便又恢复到以水墨为本的画法，只在画卷中的杨树枝，设上浅淡的汁绿。由此可见，在徽宗、蔡京君臣心目中，对绘画技术嘉许，只是层次较低的嘉许，彼此随意收授王画，显示二人对此作，并未真正在意。
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从跋中可知，王希孟先前的画“未甚工”，不符合徽庙要求，“遂诲谕之，亲授其法”。希孟既经“诲谕”，领会“其法”，六个月内，创造出青绿山水长卷一件。徽庙虽然“嘉之”，但却不真心重视，既没用他特有的瘦金书为此图卷题签，也未为之命名，更不用说将之定为“神品”了。尤有甚者，皇帝居然还顺手就把此画赐给了蔡京，毫无爱惜保藏之意。而蔡京得赐之后的尾跋，主旨在彰显皇帝与他亲密无间的关系，对王画并无一字之褒贬。
七年后，宣和二年（1120）夏，蔡京主编的《宣和画谱》成书，收录由晋至宋画家两百三十一人，画六千三百九十六轴，根本没有提到王希孟。可见希孟此画，只是部分符合了徽庙对绘画技术要求：“写生”与“重彩”，至于全画在美学内容与“诗意”探讨上，均无法满足徽庙的特殊严苛要求，缺憾实多，置之徽庙创设“画学”内的名画及名画家中，并不显得特别突出。
《千里江山图卷〉前有宋理宗“缉熙殿宝”一印，显示此图曾入南宋内府；卷后接纸仅有元代高僧书法家李溥光大德七年（1303）的一则题跋。从元末到明末，王画并未受到鉴藏家及画论家的特别重视，题跋评论全无。清初梁清标入藏后，才为此画命名为《千里江山图》，到了1786年，乾隆皇帝才在画上题诗一首，内容俗陋庸鄙不堪，并无引用讨论价值。
希孟作此图时还年轻，画法恪遵唐代“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美学典范，对苏轼“论画求形似，见与儿童邻”的新典范，尚无体会。对徽宗创立“画学”，以“诗意”追求“画外之意”的美学用心，亦所知不多；仅在技术上，遵循徽宗“色不掩墨”的原则，将青绿重彩，重新施之于墨笔山水之上，突破了唐人的重彩画法，并有可喜的表现，受到嘉许。
自王维通过画“雪景”突破重彩写实流行的重围，提倡画道应以“水墨为上”，追求表现个人简净情思的意境，经过唐末五代诸山水画大家的努力，“水墨”已经无所不能，成为绘画主流，单以墨色，就可充分表现四季微妙的变化。三百多年后，时至北宋末，水墨山水画的创作语言及文法，已完全丰富成熟。让彩色重入水墨山水，只是徽宗绘画革新在技术上的一项尝试，并非绝对必要。我们看完成于王画之后的《清明上河图》，便又恢复到以水墨为本的画法，只在画卷中的杨树枝，设上浅淡的汁绿。由此可见，在徽宗、蔡京君臣心目中，对绘画技术嘉许，只是层次较低的嘉许，彼此随意收授王画，显示二人对此作，并未真正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