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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地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冬冬地响。
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再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发议论，我因为耳朵已经__的响着了，用了心，才听到他是说“有人，不行！”
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地走出了。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八十四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
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阵，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的唱。双喜说，“晚上看客少，铁头老生也懈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呢？”
我相信这话对，因为其时台下已经不很有人，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疏疏朗朗的站着的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
然而我的意思却也并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头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小旦虽然进去了，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生。
我有些疲倦了，托桂生买豆浆去。他去了一刻，回来说：“没有。卖豆浆的聋子也回去了。日里倒有，我还喝了两碗呢。现在去舀一瓢水来给你喝罢。”
我不喝水，支撑着仍然看，也说不出见了些什么，只觉得戏子的脸都渐渐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渐不明显，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年纪小的几个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谈话。
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大家才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在这一夜里，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待到母亲叫我回去吃晚饭的时候，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罗汉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给母亲和我吃的。听说他还对母亲极口夸奖我，说“小小年纪便有见识，将来一定要中状元。姑奶奶37，你的福气是可以写包票的了”。但我吃了豆，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出处：出自现代文学家鲁迅的《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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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社戏》写于1922年10月。作品写到在北京看戏的时候，说那是“倒数上去二十年中”的事。从作品发表时算起，倒数上去二十年，便是辛亥革命前十年左右。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如刚刚经过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主义的清王朝，于1912年1日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此，鲁迅非常兴奋，热情地欢迎和支持，并应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赴南京教育部任部员，后随教育部迁北京。
此后接连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他说“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终于使他认识到，经过辛亥革命，中国的社会现状“招牌虽换，货色照旧”，没有什么改变。
十月革命给正在沉思，探索的鲁迅以强烈的震动，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和人民革命的希望。“五四”爱国运动暴发，使鲁迅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于是用笔起来无情地揭露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发出“救救孩子”和推翻封建“铁屋子”的号召。
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向敌人接连投去匕首和机枪，表现了鲜明的革命者的立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了小说《社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