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代表性的“夷夏之防”主张，认为华夷之间自然地理的阻隔以及经济文化的差距，使得中原王朝对“四夷”只能“备而守之”，所以中原王朝只能间隔“华夷”，排除“夷狄”于华夏之外。前文曾引用的唐朝史官在《晋书·刘耀传》中的一段“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投之遐远，犹惧外侵，而处之于封畿，窥我中衅”)，其实也源于班固的这一思想。按照这一思想，“中国”(中原)的统治者不应该因征伐“夷狄”而使中原百姓受到伤害，而“夷狄”也不应为害华夏，更不可挑战天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最好是两不相涉，各安其生。正因为对民族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清楚的认识，历代思想家为统治者开出的最好处方就是“攘”和“隔”。
所谓“攘”，就是以武力拒之，因为在“夷夏”对立的格局中，“四夷”作为中国古代边疆问题的中心，往往波及到中原中心地位的稳定，所以，在民族矛盾激化，中原先进的文化受到冲击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张扬“尊王攘夷”的大旗，将“中国”团结于一个政治中心周围，共同应对边疆危机给华夏文化带来的冲击，进行“守塞”围堵、正当防卫，用武力将“四夷”排斥于华夏之外，以保卫华夏文明。历史上，秦始皇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汉高祖令樊哙守边而“不出塞”，皆为“攘夷”之实例。汉文帝时的做法更为典型，当时,即使匈奴大举寇边，汉朝也仅发车骑迎击，“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一俟匈奴退回塞外，汉方也随即罢兵，不予穷追，也就是说，只是“惩而御之”，而不主张进行战略反击或斩尽杀绝。
至于“隔”，反映在治边实践上，就是严格民族界限，即尽量将中原与边疆的“四夷”隔离起来，在二者之间严分畛域，各不相涉。
历代封建王朝为了间隔夷夏，采取了种种措施，如“修墙固塞”、断绝双方互市、绝和亲，等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修筑长城。自战国时代北方各国开始修筑长城“拒胡”开始，“修墙”几乎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共同事业。在从秦朝到明王朝的近二千年中，各封建王朝不仅在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设立过各种军事、行政机构，而且还多次建筑或修缮长城。秦、汉、隋、明几个朝代，所修长城皆超过万里以上。秦朝为达到“以墙制骑”的效果，在击退匈奴后即于边疆要地因险制塞，筑城设防以安边，所谓“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汉武帝以“挞伐四夷”著名，但为防御匈奴，也两次在北方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国防工程——“边塞”。汉代的“边塞”是一个包括了城障、关隘、墩台、烽堠和粮秣武库等军事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蔽等综合功能，并配置有驻军进行长期守备的线式防御工程体系。魏晋南北朝时，北魏为防御柔然，北齐、北周为防御突厥，也以长城设防。隋朝统一全国后，前后三次大规模修筑长城，以加强北边的防御工事，巩固边防，“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唐朝前期，为防备东突厥南下，也曾在隋朝已有的边防设施的基础上，修建和增修边城，并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黄河北岸修建了三座“受降城”和一些附属设施。这些城池和烽堠的建筑，与其他王朝修筑长城，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类似的城防建设，在唐朝后期甚至更多。明朝为防备鞑靼、瓦刺的进攻，更是大规模修筑长城，自洪武初年开始，历时200余年，修缮完成了长达1万多里的“边墙”。2000年4月我国文物专家还发现了建于明朝万历四十三年的苗疆长城，这一长城位于湘黔边区，南起凤凰岭与贵州铜仁接界处的亭子关，穿凤凰县南北，延伸至保靖县的喜鹊营，全长380余里。它的修筑历经明、清两代，前后延续400来年。历史上越是国力不振的朝代，如东汉、宋、明，以及各个王朝的末期，越是大讲“夷夏之辨”、“安内为先”，热衷于“修墙”与，“固塞”、建立多层次防御体系等，奉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即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会沿袭修筑长城进行防御的办法。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于灭亡北宋占领华北后，就曾在其北部边疆由东北(黑龙江)至西南(大青山)一千余公里的沿边地区设置堡戍，屯驻军马，进而连堡戍而筑长城，称为“界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