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的特色
鲁迅因为感同身受着中国社会的“弱者”（无地位者，不被承认者、受压迫者）的痛苦，而自觉地进行他的反抗（复仇），他以不断批判来体现自身（包括自己的文学）的价值。他要求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并几乎在现实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发现了这种奴役与压迫关系的延续与再生产，他的批判性也就永无终结。
（二）在“反常规”的“多疑”思想烛照下批判的犀利与刻毒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在于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灵与灵魂，还在于他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它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联结在一起，总是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
（三）杂文思维中的“个”与“类”
勾画“个”与“类”统一的类型形象（“社会相”、“共名”），可以说是鲁迅杂文基本的艺术手段，也是他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鲁迅不是对某个人作出全面评价，而是将某个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他所采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具有普遍意义的某一点，而有意排除了为这一点所不能包容的某人的其他个别性，特殊性，从中提炼出一种社会类型。在这个意义上，读者不熟悉文章时代背景材料，反而是有助于对其实质性内容的把握与理解的。
（四）鲁迅杂文的主观性
鲁迅宣称：我的杂文”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是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这就是说，鲁迅杂文确是由某一外在客观人事引发的，但它所关注与表现的，却是做着自己的主观反应。一切客观人事都是要通过鲁迅的主观心灵的过滤、折射，才成为他的杂文题材。
（五）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无拘而极富创造力的。他的杂文可以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另外，他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仿佛故意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骏的美学效果。 鲁迅杂文不但指出了奴性是我们民族世代相袭的固有的顽症，而且更加深刻地概括出其奴性的特征，即卑怯与凶残。
有几种最为典型的表现：
其一：“羊”与“凶兽”的结合，“遇到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中国人稍有权力，大多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一到大势已去，就温顺多了，满口中庸之道；待到倾败，沦为奴隶，则也处之泰然，津津乐道于顺民的太平盛世。这种奴才，是中国”鹰犬塞途，干儿当道“的屈辱史的产物。
其二，”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叭儿。所谓”诚于中“，指他们做奴才做得心满意足，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甚至”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形于外“和”相“，有不仅是指外貌，乃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而又怡然自得，沾沾自喜，奴才做得心满志得，嫣然如梁启超所说的”心奴“。
其三，知识阶层的奴才。他们对于主子小骂大帮忙，竭力把奴性掩盖起来，以清高的文人自居，不但自己津津有味地当奴才，还不忘”教育“无产者要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爬上去，以以争当候补奴才为人生正道。但是只要旧主子一倒台便振振有词地投靠新的权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