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梁启超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张之洞在清政府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梁启超锐意改良,想力挽清王朝颓势,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希望。梁启超到广州后,张之洞差人将一上联送于梁启超。联文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狂傲无礼,且拒人千里之外。梁启超气度不凡,坦然对了下联,请来人回送给张之洞:“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名气更大,傲气也更盛。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又出联求对:“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春夏秋冬四季,而夏是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
才思敏捷的梁启超,略加思索,巧妙地答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道:“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梁启超所对的下联非比寻常。他以自己的身份“儒人”拆开,古代儒、佛、道三教中,以儒为首,在天、地、人三才中,则以人才居末位。梁启超以“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巧对“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其含意深远,既挫了对方的傲气,又不失宾主之礼,难怪张之洞为之叹服不已。 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3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言整顿中法,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等八旗生计、封勇、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在这个奏折中说:“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高挂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寝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 ”这里反映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败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在这个奏折里,他说:“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 ”他还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内容和实质同康有为维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具体化,在不变更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虽则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项目,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留学、设商部、学部、兴办实业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文化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