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避亲用乡；
2、从乡人中择优保荐；
3、从乡人中破格提拔。避亲，即用人中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晋商规定财东的子弟就业，也不得进入本号；
4、托以重任，用人不疑，无论是独资企业还是股份制企业，财东（投资人）决定投资某项商业时，先物色一位有经验、可信赖的人做掌柜，并向掌柜授予全权，包括资金运用权、职工调动权、业务经营权，并签有契约合同，规定资本若干，由掌柜自主经营，财东不加干预。
扩展资料：
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晋商具有开放经营的历史渊源
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至明末清初，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的票号生意兴隆，是晋商最辉煌的时期。五百年的晋商辉煌，得益于其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开放性。引进人才、引进资金，使晋商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是晋商开放经营的具体体现。
为引进人才实行“经理制”。晋商商号职员的设置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在普通员工的选择上，秉持开放的人才选用机制和观念。
因为晋商在各地广设分号，机构日趋庞大，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合一的经营模式难免出现管理效率低、内部运营成本高昂的弊病。晋商以开放的经营智慧，创新人事管理制度，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理制”，突破了所有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建立起高效、有序的运营机制。
在“经理制”下，财东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授予掌柜资金运用权、职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委托掌柜具体管理。财东充分信任掌柜，令其放手经营。“经理制”打破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闭经营管理模式。
经理人的选择突破了家族、宗族、本村的固有限制，是晋商开放意识在企业管理上的具体体现。
为引进资金实行“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萌芽于明代，大兴于清代。晋商早期实行的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远远不能满足大商业、大流通下的资金需求。
晋商适时调整，不拘泥于本家、本族、本地拓展融资渠道，广纳闲资，形成“股份制”这一开放的资本组织形式。开放的股本结构，使晋商突破单纯依靠自身资本积累的局限，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充实资本，形成互利共赢、风险共担、休戚与共的接近现代股份制的商号。
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财东对企业财产控制权与财东个人财产控制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财东将其个人私有财产作为股本投入商号、票号，与其他出资者的资本融合为一体成为企业资本时，便失去了这部分资金的自由支配处置权。
作为一种融资和收益分配制度，晋商股份制已明显不同于独资、一般合伙等传统企业制度，而更多体现了现代企业精神，也体现出晋商开放的经营思路与高超的管理智慧。
晋商还开创了“人身顶股制”这一独具特色的人才激励机制。经理的身股和财东的银股一样具有分红权，内部员工也有一定的身股，并据创造价值的大小酌情增减。这种将员工利己性动机与商号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设计，蕴含着企业与员工利益共享的开放的大利益观。
晋商具有不断创新的组织形态
晋商不仅密切了发达商埠与偏远边疆的联系，还搭建起连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桥梁。晋商商号和票号的多元化经营和跨地区经营，催生出类似母子公司式的“联号经营”模式。
据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1893年的记载，归化城的大盛魁商号同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年约900万—1000万两白银，每年有1500峰骆驼往来于归化城和乌里雅苏台之间。
倘若从寻找交易伙伴、价格谈判、合同订立、执行交易到后期监督等全部活动交由市场完成，商号将面临巨额的交易费用。通过“联号经营”的方式，将市场内部化，有利于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
正是开放意识造就了晋商发展的“大格局观”，才使晋商能够突破区域限制，建立起“联号经营”的组织结构形态。尽管商号、票号在内化市场交易的同时也产生一些问题，但是“联号经营”不失为创新企业组织形态的一种有益探索。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奏唱“晋商精神”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要论：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明末到民初，晋商在中国叱咤风云汇通天下，海内商帮无出其右者，其中原因很多，但晋商的用人之道自然功不可没。粗略概括，晋商的用人之道有以下几条：
一、避亲用乡，惟贤是举
晋商以地域关系为纽带，他们提倡用乡不用亲。晋商人员的组成以乡人为主，其用人主张：
1、避亲用乡；
2、从乡人中择优保荐；
3、从乡人中破格提拔。避亲，即用人中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晋商规定财东的子弟就业，也不得进入本号。财东连举荐人的权利也没有。在乔家大德通商号的号规中有这样一条：“各连号不准东家举荐人位，如实在有情面难推者，准其往别号转推。”用乡，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从表象上看，似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但还有加深乡人间亲情维系的一面。一方面，有表示财东恩赐乡里之意。另一方面，员工的乡土观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乡间最为知根底，家眷在原籍“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二、托以重任，用人不疑
随着明清以来晋商迅速成长而崛起，经营管理制度也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无论是独资企业还是股份制企业，财东（投资人）决定投资某项商业时，先物色一位有经验、可信赖的人做掌柜，并向掌柜授予全权，包括资金运用权、职工调动权、业务经营权，并签有契约合同，规定资本若干，由掌柜自主经营，财东不加干预。晋商的经营者权力确实非常大，财东对于企业具体的经营决策过程采取了超然的态度。晋商的财东们之所以敢对经理们如此大规模地放权，主要原因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如何选人、用人，包括选人的程序、选人的标准以及选拔人以后如何进行培训教育、如何使用。第二个方面是对于人的约束，这又可以分为两种约束，一是用伦理思想的约束，这种约束是潜移默化的，贯穿在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中，二是用企业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约束。电视剧《乔家大院》里乔致庸就是这样一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用人不疑,对仇敌铁信石委以重任，使其“士为知己者死”。
由于晋商在选人、用人以及制约员工几个关键的环节处理得比较好，所以财东可以大胆地放手，大胆地授权。由于选用的经营人都是德才兼备，所以可唯以重任，实践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三、股权激励，能者多获
顶身股制,源出于明代的贷金制、伙计制,属晋商股俸制的一部分，是山西商人在长期经营活动中独创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是指，商号在处理劳资关系时，除了支付全体员工（上至商号总经理，下至伙友、学徒）的伙食费、薪金、衣资费等以外，对商号取得的利润还要按银股、身股的股份平均分配。
晋商们的商号与票号，其实已经可以看到现代企业的影子，乔致庸为了激励员工们好好干活，去掉别样的想法，让他们持有股份，从雇工变成了“小股东”，年底有一定的分红，典型的“股权激励”。作为票号，在制度与技术上的要求很高，现实使得晋商们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顶身股制的应用，对于晋商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归纳有四：
首先，它刺激了商号中经理们的经营管理积极性。
其次，它刺激了商号中普通职员的能动性与竞争心。
其三，它刺激了未顶身股者的劳动积极性。
其四，它刺激了商号的身体力行，巨增了财东的利润。
四、培养学徒，以学保商晋商注重人员素质的培养，严格要求职工队伍的技能和职业道德，把提高职工素质作为办好企业的前提。例如，在晋人编撰的《贸易须知》中，对如何做好票号中各项工作都有很详细说明。在中国第一家经营异地汇兑业务的金融商号——日升昌内部，每个入号学徒的小伙计，都要经过长达数年的观察和训练，这种训练从日升昌创办之初就开始了，在此后一百年时间里，它作为票号最珍贵的传统，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高钰，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
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如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他们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但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虽然民国以后，由于外忧内患及晋商晚辈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晋商在中国渐渐衰落了。但历代晋商留传下来的这些用人之道，仍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也算是晋商留给后人的无形财富吧。
参考:http://hi.baidu.com/xiaoyang58888/blog/item/01508bee1fbb3e2d2df534c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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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乡不用亲——用乡是为了利用乡情加强凝聚力，不用亲是为了严格管理制度，尤其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择优保荐——择优就是选择优秀的人才，保荐是实行担保制度，所用之人必须有具备一定地位的人担保，其问题由保荐人负责;破格提拔是对优秀人才打破常规，破格任用。
几百年前的用人观有些放在现在企业中同样适用。特别是在人才选拔方面，要实现晋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梦想，就必须选拔到合适的人才。晋商为了吸引人才打破常规、破格提拔，用人不疑、用人所长，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为很多晋商在事业每个阶段的发展找到了最合适的人才，从而帮助他们实现了最终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