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对自然垄断问题有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法。
第一，政府接管某一行业的所有权，或将该行业国有化。例如，英国和法国曾对各自国家的电力公司、电话公司以及部分公用事业部门国有化。但是，这种做法存在一些问题。政府通常不是很有效率的生产者。被国有化的行业经理们往往缺乏降低成本和锐意现代化的动力，特别是政府愿意在该行业亏损时给予补贴的情况下。
第二，让私人企业经营该行业的同时对其进行管制。美国一般就采取这种做法。原则上，管制机构试图将企业的价格保持在与被管制企业投资收益相称的最低水平上。但是，管制是否有效、是否真正代表了公众利益，在这点上是有争议的。政府无论是实施垄断权还是授予垄断权都应慎重。在许多情况下，不但自然性垄断是存在的，而且政府的法规制度也存在。如果政府富有效率，那么就存在自然性进入障碍，政府没有必要用独有的特权去加强这一点。即使厂商的进入偶尔导致了重复生产和浪费，那么其成本和潜在竞争所带来的收益相比肯定要少的多。
第三，鼓励竞争。尽管完全竞争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不会出现，但有限度的竞争总是可以带来一些好处。在实际竞争可行的场合下，竞争能抑制较高的垄断价格。所获得的收益不仅会超过重复生产所造成的低微成本，而且还会超过缺乏协作所造成的轻微浪费。当然，也存在着实际竞争不可行的情况。与实际竞争相对应的潜在竞争的效果也并不乐观。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西方许多政府开始相信，不论竞争怎样不完全，总是比管理更好。于是，放松管制的过程开始了，并产生了一些成果。 我国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微观规制存在的矛盾，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改革：
第一，对于信息不对称的补偿。有时候，规制的目的在于降低得到信息的成本。首先政府设法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的准确信息，或要求经营者提供。当然，对于不完全信息并不是简单地提供更多信息就能解决。当人们难以理解产品涉及的技术数据时，政府需要建立或实施产品质量标准或向生产厂商发放生产经营许可证。因为，消费者并不都具有评价不同产品所需的专业知识或资料。
第二，对规制者的规制。经济性规制主要依靠政府机关的法律权限、许可或认可等手段，而政府在实施这些权力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由裁决权。当政府也是个自然垄断性组织时，有谁、用什么方式来规制政府？植草益认为：建立一个对作为“法定垄断者”的规制者的滥用权限加以限制、监视其是否按经济福利的最大化规范行动的体系，是必要的。笔者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规制者不可避免会滥用职权、牟取私利，或出于某一目的维护某些集团利益。斯蒂格利茨提出的解决自然垄断的方法之一的国有化，就有可能使这些行业受制于一些政治压力。
第三，政企分开。政企分开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似乎经常被谈到。在政府的微观规制上提出，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只有打破规制者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的直接利益联系，才能使规制机构超然的行使经济性规制的职能，才有可能使之中立的把经济福利最大化作为原则，公正廉明，依法规制。
第四，区分真正的自然垄断行业和非自然垄断行业，规制与放松规制结合。要使规制取得预期效果，要考虑行业特性，只有真正的自然垄断行业才可考虑实施规制。因为对非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会抑制有效竞争，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规制与放松规制都是适应自然垄断行业不同发展阶段要求的产物。对于非自然垄断行业（这其中也包括自然垄断行业中存在的非自然垄断性业务）放松规制后，由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扩大，政府的制度供给要及时跟进，保证竞争的公平、公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国企改革主要集中在非自然垄断行业。在自然垄断行业，人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产品和服务的收费有了较大改善，但价格规制的放松并未伴随进入规制的相应放松，行业的低效率已逐渐凸现。
第五，实施激励性规制。由于现行的规制制度不能解决企业内部无效率的产生、规制关联费用的增加、规制滞后使企业损失产生、规制部门的自由裁决权和寻租成本的产生，植草益认为除了给予企业提高内部效率的激励之外没有其他对策，称之为“激励性规制”。由于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行业特点和社会地位决定其实行垄断经营，在短期内无法改变，所以，激励性规制结合中国国情是可以借鉴的。方法包括：第一，特许投标制度。即把所给予的事业特许权限制在一定期间内，在特许期结束后再由竞争投标制给予特定企业特许权。第二，区域间竞争。是将受规制的全国垄断企业分为几个地区性企业，使特定地区的企业在其他地区企业成就的刺激下提高自己内部效率的一种方式。第三，社会契约制度。这是规制部门与被规制者在修订收费时就设备运转率、热效率、燃料费、外购电力价格、建设费等签订合同，如果能实现比合同规定的成绩好则给予企业报酬，否则给予处罚的方法。第四，价格上限规制。在规制部门和被规制企业之间以类似于上述社会契约制度的形式签订价格改动合同，规定价格上限，使价格原则上只能在这个上限以下自由变动。这四种方法，各有利弊，其中社会契约制度作为良策而被各国广泛运用。我国可通过完善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明确责、权、利关系，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内部效率提供经济利益的诱导，当然这其中要体现这种承包责任制的社会性。承包责任制，明确责、权、利关系，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内部效率提供经济利益的诱导，当然这其中要体现这种承包责任制的社会性。
第一个解决方法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解决方法，就是让政府接管某一行业，规定在该行业从事经济活动的必须是国有企业，但是这样可能会造成所谓的行政垄断，行政垄断下的国有企业成本意识较差，也缺少改革动力，这是这个解决方法的一大弊端。
第二个解决方法是对这个行业中的私人企业进行管制，通常情况下，政府都会尝试将这个企业的价格保持在与被管制企业投资效益相乘的最低水平作为管制的措施，不过由于自然垄断行业的特性，这些管制措施实施不当可能会让社会大众遭殃。
第三个解决方法就是鼓励竞争，但是受限于自然垄断行业的特点，完全充分的竞争是很难实现的，但有限度的竞争总是可以带来一些好处。在实际竞争可行的场合下，竞争能抑制较高的垄断价格。而且鼓励竞争的举措就会让上述两种解决方法难以推进。
我国对于自然垄断行业的管理主要从对于信息不对称的补偿、对规制者的规制、政企分开、区分真正的自然垄断行业和非自然垄断行业，规制与放松规制结合、实施激励性规制这五个方面进行，成果显著。
扩展资料：
自然垄断行业指的是在某一行业里由于行业特点不得不出现垄断的现象，所谓自然垄断性，是指由于存在着资源稀缺性和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使提供单一物品和服务的企业或联合起来提供多数物品和服务的企业形成一家公司（垄断）或极少数企业（寡头垄断）的概率很高。我们把这种由于技术理由或特别的经济理由而成立的垄断或寡头垄断，称为“自然垄断”或“自然寡头垄断”。自然垄断行业通常是指，面对一定规模的市场需求，与两家或更多的企业相比，某单个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供应市场。现实中的自然垄断行业以公用事业为主，如供水、供电、煤气供应等，辅之以其他一些特殊产业。这些自然垄断行业的初始投资往往十分巨大，如果任由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政府不加以适当规制，可能会产生不利于社会福利改进及资源最优配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