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学界出现了新气象。在"双百"方针指导下，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活泼泼地开展起来。文学理论界集中探讨了现实主义的有关问题，对历来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认识。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阶级性与人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歌颂与暴露、人物塑造、风格与表现手法多样化等问题，都做了有价值的探索。其中，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周勃的《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巴人的《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文章，直率地对文学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和教条主义提出了批评，并做了学术上的积极探索。这次讨论直接涉及了文艺创作的一些本质问题，很好地体现和贯彻了"双百"方针，是卓有成效的。 文艺思想的活跃带来了文艺创作的春天。作家们在"双百"方针指引下，敢于反映现实，大胆干预生活，挖掘生活本质，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描写曾被视为禁区的人性和人情等领域。于是，一批优秀的小说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作品涌现出来。揭露阴暗面的作品有：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刘宾雁的
《在桥梁工地上》，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国文的《改选》等；表现人情人性的作品有：宗璞的
《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
《小巷深处》，杨履方的
《布谷鸟又叫了》等。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刻画了天真单纯、寓于理想和革新精神的青年林震的形象，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官僚主义色彩浓厚、世俗守旧的刘世吾。作家细致深入地剖析了刘世吾的精神状态，对他思想的成因、矛盾与困惑进行了深刻地挖掘。作品开风气之先，敢于针砭时弊，鞭斥官僚恶习，发表之后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反右"斗争扩大化，小说遭到了批判。 宗璞的《红豆》描写了发生在解放前夕北京某大学的一场爱情悲剧。这是当代小说中一部较早正面反映情感问题的作品。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相恋，但面对革命的来临，二人发生了分歧。人生观、政治立场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女主人公江玫毅然投身解放事业，而齐虹退缩了。作品把人物之间的冲突放在革命斗争即将来临的背景下和缠绵悱恻的爱情氛围中，较为深刻地揭示了爱情悲剧的主客观原因，并使人物形象在情感和投身革命事业的抉择中凸现出来。由于对爱情心理的真实描写，小说一发表就引起广泛关注，但不久就与其他写人情人性的作品一道被打成了"毒草"。 如果说，"十七年"小说的主题是歌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赞美社会主义新生活，那么上面两类大胆干预生活的小说则是一种难得的补充。它们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和表现对象，行使了暴露光明之下的阴影的职责。这类作品的出现，表明文学创作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作品发表不久，便因反"右"斗争扩大化而遭逢厄运，统统被打成"大毒草"。此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未能获得蓬勃发展就被扼杀，实为当代文学的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