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潘金莲来说，她一个被卖身的丫头，根本就没有自己选择夫婿的自由，当然只能任人摆布，不可能有“反抗”行为。但是一个妙龄少女，她之所以不顺从大户的奸污，不就是不想当“情妇”、不想当“二奶”或“偏房”，一心想将来嫁一个满意的郎君么？身为丫头，一般人处在这样的地位，大都是委曲求全，不得不违心地答应男主人的性要求，然后以此为资本，达到嫁一个“好一点儿”的男人这样的目的。或者就进一步，和主母争宠，达到当“专房偏房”的目的。但是潘金莲不以当偏房为满足，甚至倔犟地要为自己未来的丈夫“守住清白身子”。
就凭这一条，这个潘金莲堪称“奇女子”一个，绝非庸庸碌碌者可比。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潘金莲泼辣的性格和十分江湖气的语言：
武松再筛第二杯酒，对那妇人说：“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顾他。常言说：‘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还烦恼什么？岂不闻古人言：‘篱牢犬不入’？”
那妇人被武松说了这一篇，一点红晕从耳朵边升起，紫涨了面皮，指着武大就骂：“你这个腌臜混沌！有什么言语在外人面前说了，欺负老娘！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站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种压不出一个屁来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是蝼蚁也不敢进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进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有下落！丢下个砖头瓦片儿，一个个都要着地！”
看这一篇言语，可不是一般的“良家女子”所能说得出来的。潘金莲当过丫头，接近下层社会，即便她不是泼妇，“泼妇骂街”，至少是听见过的，所以这时候张嘴就说出来了。——一个说得出这种“江湖”语言的“泼辣女人”，才有可能、有那胆量敢于亲手毒死丈夫。这是潘金莲“可怜复又可恨”的两面。
尽管潘金莲性格坚强，但是她的理想不但不能如愿，而且遭到了主人报复：把他嫁给了一个外号叫做“三寸丁谷树皮”①的武大郎，那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心里肯定是不满意的。《水浒传》对潘金莲前期的定位，虽然不是贞节烈女，但至少是个规规矩矩、不肯乱来的女人。当然，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虽然表面上顺从了，但也不排斥对自己的婚姻仍存有幻想。
武松的出现，勾起了她的爱情欲望，也是情理中事。在这种情况下，武松应该“晓之以理”。
但武松是个粗人，不善于做安抚工作，引起了潘金莲的逆反心理，于是西门庆这个淫棍兼恶棍趁虚而入了。她和风流倜傥的西门庆勾搭成奸，也不是她主动投怀送抱，而是经过王婆的精心策划、苦心安排，只能算是潘金莲“中计”或“失足”。后面的故事，责任主要在西门庆和王婆，不能全怪潘金莲。
但是她看见武松一表人才，又是打虎英雄，居然敢冒着“乱伦”的恶名，主动对武松进行挑逗，就不是一般情理中的事情了。如果潘金莲仅仅以找一个美貌少年做情人就满足，她不是没有机会：武大郎婚后住在清河县，就有许多青皮、地痞来勾搭她。青皮、地痞不都是舞台上的小丑，其中应该也有几个平头整脸的风流少年。但是她在清河县并没有红杏出墙，而是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措施，搬到另一个郡的阳谷县来居住。而且在武松出现之前，潘金莲一直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女人，每天安排武大郎上街卖炊饼之后，基本上是“关着门”过日子，不和外人来往的。所以她才敢说：“自从嫁了武大，真个是蝼蚁也不敢进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进来？”——这可不是说大话，而是真真实实的当时情况。
那么为什么武松一出现，她就动了心呢？潘金莲有一百个理由寻找情人，也可以寻找任何一个少年郎做情人，但是也有一千个理由绝不应该找武松做情人。因为武松是武大郎的弟弟。这不是“封建伦理”，而是中国人的“传统人伦”。只要是个“正经女人”，都不会这样想、这样做的。
但是潘金莲居然这样想了，居然这样办了。这就是“个例”，不是用常情可以解释的。也就是说：这其中一定有一个“之所以不合常情”的道理。
2002年，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改写《水浒传(少年版)》，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合情理，一定有“脱榫”之处，必须进行补充。经参考许多“水浒外传”，我就冒昧地编了一个故事：说武松从少林寺学习武艺回来，在张大户家当保镖看家护院儿；小丫头潘金莲对他很有好感，时常在吃饭穿衣洗洗涮涮等方面照应他，两个人实际上已经“你有情来我有意”了。有一次张大户把潘金莲堵在空房间里要强奸她，被武松打晕。武松以为自己打死人了，这才逃到柴进庄上去躲避。这件事情闹大了，张大户的老婆为了报复，这才故意把潘金莲嫁给形象猥琐的武大郎。这样一改，第一，武松为什么逃到柴进庄上解释清楚了；第二，潘金莲和武松之间旧情未断，有些情绵绵意切切，还想重叙旧情，就比较合乎情理。
但是，这样写，虽然合乎情理，却不是《水浒传》的原文，也只能算是“水浒外传”，不能拿来作为评论潘金莲这个“水浒人物”的依据。
《金瓶梅》第一回，是这样介绍潘金莲的出身的：阳谷县遭遇荒年，武大郎的老婆死了，只好带着女儿迎儿搬迁到清河县，租了张大户的房屋居住。当时张大户就已经和丫头身份的潘金莲私通，但为老婆子所不容，所以张大户故意把她嫁给自己的房客武大郎，目的就是因为武大郎“老实可欺”，他到武大郎家里和潘金莲幽会，也可以更方便。这样的定位，是说潘金莲本来就是一个淫妇——至少也是一个“不规矩的女人”。下面描写：张大户死了，武大郎被赶出张家，搬到紫石街来住；潘金莲想勾搭武松不成，接着就和西门庆勾搭成奸。这样写，自然顺理成章，潘金莲本来是一个“淫妇”。——即便她的丈夫不是武大郎，她也还是要“红杏出墙”的。
高元钧的山东快书《武松传》，说潘金莲本是清河县张员外家的丫头。张员外先把潘金莲卖给一个年近五十的老财主，潘金莲死活不肯(这是一个“现代化”了的潘金莲，不合乎那个时代“丫头”的身份：就是把她卖给八十岁的老头儿，她也无权反抗)，这才故意给她找个“年轻些”的武大郎，也是想气一气她的意思。
王丽堂的扬州评话，是按照《水浒传》的原文而有所发挥的：清河县的潘大户，买了个五岁的小丫头。长大以后和大户有了私情，被老婆子知道了，就故意找一个相貌丑陋的武大郎把她嫁了出去。
所有这些情节的增加和改动，都是因为《水浒传》在这一回书中的确说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出现了情理上的漏洞。于是各人都来想办法弥补，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水浒外传”。
虽然这些“水浒外传”对潘金莲这个人物各有不同的定位，但基本上都没有离开一个大前提：潘金莲是个任人摆布的弱者，她的婚姻是不美满的，是她所不愿意的。婚姻的挫折，导致她的逆反心理。为了追求美满的婚姻，于是她要反抗封建礼教，于是她要背叛社会习俗，于是演出了一场红杏出墙、谋杀亲夫、灵前被杀等等有声有色的连台好戏，也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2007年9月20日，我参加香港凤凰卫视在山东梁山县梁山山寨上举行的“梁山泊一百单八将是英雄豪杰还是土匪强盗”的电视大PK，听到了同情潘金莲的女作家陈岚小姐的精彩发言。她说：处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武大郎和武二郎完全可以实行“兄弟共一妻”制度。此言一出，语惊四座！
不错，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民族中，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兄弟共妻”的现象和习俗。但那是当时当地迫于经济实力“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是人伦理念和习俗的例外。如果兄弟二人都有娶老婆的经济实力，谁愿意把自己的老婆和别人共享？
假设潘金莲本来就和武松有情，或者假设潘金莲是个“人尽可夫”的淫妇，在潘金莲频频主动勾搭武松这种情况下，即便武松的确是个浑人，但是他的心中有一种坚定的伦理观念：既然潘金莲已经嫁给了我哥哥，我和嫂嫂之间，就必须保持严格距离。这是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也是人性底线，是不能改变的“做人原则”。这说明武松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绝不是那种鼠窃狗偷的无耻小人。他不但自己要顾全人格，还要顾全哥哥的面子。所以发现嫂嫂对自己有意以后，他只能闷在肚子里，直到他搬出紫石街，也没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这是武松性格中具有极强的伦理观念的一面。
扬州评话《武松》和电视剧《水浒传》都说武松从小父母双亡，是哥哥武大郎一手带大的。其原因，就是为了加强他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在伦理观念之上，再渲染手足情深。其目的，也就是为武松不理嫂嫂的挑逗寻找更加充足的理由。
潘金莲勾搭武松，可以假设她有十分充足的理由；但是武松拒绝嫂嫂的“情挑”，也有他更加充足的理由。两者发生矛盾，甚至矛盾激化，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水浒传》历代多次被禁，原因就是说它“诲淫诲盗”，有负面影响，不适合青少年阅读。《水浒传》写得最多的就是杀人，而且往往是滥杀无辜，更不问杀人动机是善是恶；《水浒传》还特别善于写暧昧的奸情，却不善于写纯洁的爱情。——整部书中，除了赤裸裸的通奸和强奸，几乎就没有卿卿我我、儿女情长的描写。“王婆说风情”这一回书，什么“潘驴邓小闲”，什么一分、两分……直到十分，的的确确是一本“偷情教科书”。在王婆设计的这种“强大攻势”面前，潘金莲就是一个知书识礼的贞节烈女，也难免要入其彀中，何况她正是一个对自己婚姻不满的闺中怨女呢。
武松这样的男人，很容易让女人喜欢，也很容易让女人恨。
潘金莲爱武松，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代，潘金莲可以百分之百地好梦成真，只能说她是生不逢时啊。
武松也是懂风情的人，其实也抵挡不住潘金莲的诱惑，但毕竟是他的嫂子，反复权衡之下，武松心里的感情天平，终于倒向了亲情一方，断然拒绝了嫂子的爱意。也因此种下了一场弥天大祸，按照江湖人的游戏规则，武松不得不杀了潘金莲，为兄长报仇。一般来说，心理正常的男人，是一种容易感动的动物。对女人的好，不但难以忘记，还会时时地在心中把玩。只是不轻易表露罢了。
武松虽然杀了潘金莲，却把潘金莲的爱，留在了心里，以至于终生不娶，牢牢地守护着这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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