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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他们在飞夺泸定桥之后的状况怎么样？在什么地点，什么官职上去世的？
解析:
22勇士为何 只有5位留下名字？
比起红军强行军创造的奇迹，22勇士飞夺泸定桥更是奇迹中的奇迹。22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早已为人们熟知，然而，在22个勇士中，如今只有5个人的名字被后人得知，其余的大多数人，我们甚至连他们的名字是什么都已不知道。
强渡大渡河17勇士的名字，是因为《战士报》一八六期上的记载而被后人得知。然而，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名字，却没有得到这样幸运的记载。
同为红一军团所属的部队，为什么红一军团政治部编印的《战士报》只登载了17勇士的名字却没有登载22勇士的名字？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心中的一个困惑。王永棉老人给出了这样的猜测:目前人们所能找到与红军大渡河战役有关的《战士报》，只有193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一八四期和1935年6月3日出版的第一八六期，它们的原件都收藏于中国军事博物馆。强渡大渡河战斗是5月25日打响的，而飞夺泸定桥战斗是5月27日打响的。一八四期《战士报》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前一天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战斗，而到了一八六期《战士报》，内容已经是介绍大渡河全部战役的情况，头条标题就是《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这样我们自然就可以想到，这中间一定还有《战士报》第一八五期，而且这张报纸的内容差不多可以肯定就是介绍飞夺泸定桥的战斗。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合理地猜想，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名单就登载在一八五期的《战士报》上？而一八六期《战士报》登载17勇士的名单，是对一八四期《战士报》应该登而未登的内容的一个补充？
这仅仅只是一个猜测。当然，也存在着另外的可能，就是因为报纸版面所限，它们来不及去登载那22个勇士的名字了。《战士报》第一八五期已经缺失，给红军历史研究带来太多的问号。
22名勇士是怎么选出来的？
事实上，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到底是21名，还是22名甚至是23名，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比如一八六期的《战士报》，上面写的就是“二连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现在，根据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将军发表在《星火燎原》上的著名回忆文章《飞夺泸定桥》，人们把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定为22名。
1986年，王永棉在泸定县委派下，赶赴北京拜访当年红四团党总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铁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员的罗华生将军。罗将军告诉王永棉，当年的22勇士，是他亲自到二连挑选出来的。当时他挑人的标准是，凡是干部，包括连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及排长，首先要挑出来。曾经是战斗英雄的，比如在渡乌江战役中立过功的，也要挑出来。平时作战勇敢的，挑出来。挑选出来的人，必须是 *** 员、共青团员，起码也要是入党入团积极分子。突击队的任务是二连连长廖大珠抢下来的，就由廖大珠担任突击队的队长。
1985年，泸定县筹备“飞夺泸定桥”胜利50周年纪念庆典，王永棉受县里委派赴北京邀请杨成武将军参加庆典，曾当面向杨将军询问有关22勇士的线索。杨将军告诉王永棉，当年战事非常紧张，打完泸定桥，部队又继续向前打，22勇士的名字没有来得及记下来。后来在长征路上，他们多数同志都先后牺牲了。当时，杨成武将军说到这些时，情绪十分激动，他一遍一遍地呼唤——我的22名勇士，你们在哪里，在哪里啊，说着说着，竟老泪横流……
根据杨成武、罗华生等老将军们的回忆，飞夺泸定桥22勇士中，有4个人的名字是可以记起来的，他们是:二连连长廖大珠，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二连支部书记李友林，及抽调支援的三连支部书记李金山。
泸定县的同志们在解放后的追访中，还找到了第5位勇士的下落，那就是副班长刘梓华。
第5位勇士的下落是怎样找到的？
在泸定桥边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里，庄严肃穆地竖立着22根方柱子，它们代表着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它们绝大多数是无字碑，只有5根柱子上刻有名字，而在这5根柱子中，只有一根上面雕刻有头像，这根柱子代表的勇士就是刘梓华。
22名勇士中，惟一留下下落和相片的勇士就是刘梓华，刘梓华的雕刻头像就是根据他本人的相片制作的。关于刘梓华下落和相片的获得，有一个曲折艰难的寻访过程，而我们的采访对象王永棉就亲身参与了这个过程。
在王永棉的日记本上清楚地记着，1974年10月19日，当时的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朱丹，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红军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情况和下落，还一直搞不清楚，实在说不过去，泸定县的同志们要下力气搞点调查。朱丹是一位演员，曾经在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中扮演父亲。也许与朱丹的这次讲话有关吧，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推动力量，1975年，泸定县所在的甘孜州成立了一个红军长征文物调查小组，由三人组成，王永棉担任了组长。
从1975年5月到9月，近5个月的时间里，调查小组从四川到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差不多绕半个中国走了一圈，搜集有关的红军长征文物，其中调查22勇士下落是他们时刻放在心头的一项重要任务。
1975年8月，调查组来到江西南昌，在参观江西的革命烈士纪念馆时，在一个大陈列厅里，看见挂着很多相片，上面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江西籍的烈士，下面还有他们的简单生平。
王永棉一个一个认真地看，突然他眼前一亮，心中一阵狂喜。他发现了一个叫刘梓华的相片，他的生平介绍中写着，“刘梓华同志是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英雄之一。”
王永棉连忙叫来一起去的同志，但一个同志提醒他:“你看清楚了没有？前面写的是强渡大渡河啊。”自从杨得志将军写了《强渡大渡河》、杨成武将军写了《飞夺泸定桥》两篇文章后，这两个词几乎成了专用词组，分别特指发生在安顺场和泸定桥的战斗。
但这毕竟是个重大发现，他们立即去找纪念馆的管理同志，但对方告诉他们纪念馆所知的情况也只限于展览内容这么多，不过他们告诉王永棉，这些材料的来源是河北省廊坊军分区。
1976年1月26日，泸定县方面给廊坊军分区去信去函，了解有关刘梓华同志的情况。1977年1月15日，泸定县方面收到了回信，信中肯定刘梓华就是当年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并说明刘梓华生前系天津廊坊军分区的副参谋长，1951年患恶性淋巴肿瘤去世。
廊坊军分区的来信虽然令人鼓舞，但也很简单抽象。为了进一步了解求证事实，1978年5月，泸定县方面派出郑发荣、文荣普两位同志前往廊坊军分区调查。那时候，刘梓华同志的妻子还在，他的儿子也在。他们分别从军分区方面和刘梓华家中借来了刘梓华的“军人登记表”和日记本。而在王永棉手中，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刘梓华“军人登记表”的抄录件。
在这份抄录件上，记者看到，其中几项是这样写的:
刘梓华。籍贯:江西萍乡县安源区二乡梓木村。1929年入伍，1931年6月参加共产青年团，1933年8月转党，介绍人:肖华。作战次数:无数。负伤次数:9。残废等级:二等。在受过何种奖励一栏中，说明系长征渡过乌江和大渡河十七、十八勇士之一。在受过何种处分一栏中，说明因1936年丢掉18英雄奖章，而受到党内警告一次。特别关键的一点是，在履历栏中清楚填写着，1935年2月起，在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任副班长。而这正是担负飞夺泸定桥任务的连队！
22勇士为何只是18枚奖章？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飞夺泸定桥是22勇士，为什么在刘梓华的军人登记表中，写的却是18勇士，丢失的也是18英雄奖章？王永棉告诉我们，据杨成武将军回忆，飞夺泸定桥战斗结束后，点名时发现，22勇士在战斗中牺牲了3名或4名同志，具体是3名还是4名，杨将军也记不清了。如果是牺牲了4名同志的话，那么剩下的刚好是18勇士！我们可以想像，在长征的特殊环境下，对牺牲同志的奖励既无法记入档案，也无法寄往家中，也许就只把奖章颁给活下来的同志，那么奖章也就只是18枚英雄奖章了。
回到北京后，记者在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找到了旁证，书中在写到飞夺泸定桥战斗时说道:“在这场拼死的攻击中，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
大渡河上的红军勇士们，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找到他们的完整下落，但是他们的精神，已经深刻感染、影响了无数后来人，包括我们面前那些可爱可敬的采访对象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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