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是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C．Goldbach，1690-1764）于1742年6月7日在给大数学家欧拉的信中提出的，所以被称作哥德巴赫猜想(Goldbach Conjecture)。同年6月30日，欧拉在回信中认为这个猜想可能是真的，但他无法证明。现在，哥德巴赫猜想的一般提法是：每个大于等于6的偶数，都可表示为两个奇素数之和；每个大于等于9的奇数，都可表示为三个奇素数之和。其实，后一个命题就是前一个命题的推论。
哥德巴赫猜想貌似简单，要证明它却着实不易，成为数学中一个著名的难题。18、19世纪，所有的数论专家对这个猜想的证明都没有作出实质性的推进，直到20世纪才有所突破。1937年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и．M．Bиногралов,1891-1983），用他创造的"三角和"方法，证明了"任何大奇数都可表示为三个素数之和"。不过，维诺格拉多夫的所谓大奇数要求大得出奇，与哥德巴赫猜想的要求仍相距甚远。
直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不行，人们采取了迂回战术，就是先考虑把偶数表为两数之和，而每一个数又是若干素数之积。如果把命题"每一个大偶数可以表示成为一个素因子个数不超过a个的数与另一个素因子不超过b个的数之和"记作"a＋b"，那么哥氏猜想就是要证明"1＋1"成立。从20世纪20年代起，外国和中国的一些数学家先后证明了"9+9""2十3""1＋5""l＋4"等命题。
1966年，我国年轻的数学家陈景润，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之后，成功地证明了"1＋2"，也就是"任何一个大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一个素数与另一个素因子不超过2个的数之和"。这是迄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最佳的成果，距摘取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仅一步之遥，在世界数学界引起了轰动。"1＋2" 也被誉为陈氏定理。
1978年，一篇报告文学让一位数学家一夜之间成了在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曾经的“臭老九”、“白专典型”成为全民偶像。孩子们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响亮地回答：“要当科学家!”
同年，一次科学大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成了改革开放的先声。
回顾这段历史，“猜想”一般的谜仍未破解：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在当时的背景下，徐迟的春秋笔法隐藏了什么？陈景润的真实人生如何？
“这是个认识知识分子价值的过程。”陈景润老友罗声雄研究员的一句话，让人找到了回望1978年的视角。
谁选中了陈景润？
徐迟为什么要写陈景润，这还得从《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神仙会”说起。
“文革”刚结束，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恰逢主编张光年生病住院，选题就靠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神仙会”来定。
1977年9月18日，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紧接着，10月的这次“神仙会”自然跟“科学”挂上了钩。编辑们觉得，如能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正当时候。
这个想法，其实并不寻常。十年浩劫，知识分子早成了“臭老九”，以他们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也几乎绝迹。不过，中央既然要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文学领域自然应该有所突破。
然而，写谁好呢?
也不知是谁，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访华，一美国专家点名要见大数学家陈教授。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牛棚”里发现了这个人，他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竟然谁也不知道。
这人就是陈景润，编辑们纷纷补充了自己听到的轶事：他是“白专”典型，有一回挨斗，他气得跳楼，不过这位数学家自杀还不忘算角度，结果连伤都没受；他是一个“科学怪人”，不刷牙不洗脸；有人说他财迷，棉袄都舍不得买，就用两个棉毛衫，里边装上棉花，一绷。
这样的人能不能写？当时，“白专”可是顶“大帽子”，在“文革”中，不问政治的“白专”分子几乎和吃白饭、寄生虫等名词联系在了一起。
经过激烈的争论，编辑们达成一致，就写陈景润吧!中央已经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目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那么，找谁来写呢？有人提到了徐迟。
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1962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以敦煌艺术家常书鸿为原型。解放后，写知识分子的文章本就不多，反响好的更屈指可数，这篇文章算是其一。
当时的青年编辑周明，负责寻找这位久违了的诗人。
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连编制也转到了湖北省文联。
周明的电话打到武汉，徐迟说他在老家浙江南浔选好了房子，准备办理退休手续告老还乡了。他说他被剥夺了创作权，十年没有动笔了，噤若寒蝉。
不过，当周明提起这个任务时，老先生又兴奋起来，他说，要是能有机会写点什么就太好了，冬蛰太久了，也该醒醒了。
周明放心了，63岁的老先生，依然是个热情的歌者。只是提到陈景润，诗人热情稍减，他有点迟疑地说“试试看”。
果然，徐迟到京后和亲友们吃饭，一屋子人，一听说他要写陈景润，一致反对。“怪人”呀，“白专”呀，“吝啬”呀，他们都劝他换个题目，陈景润是个有争议的人，何必惹麻烦呢？
敢不敢写？最后是徐迟的姐夫一锤定音：“写!陈氏定理了不起!”这位姐夫正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看将军说得那么干脆，徐迟打消了顾虑。
偶然的机缘
从《人民文学》的青年编辑到伍修权将军，似乎谁都知道陈景润，可是在1977年10月之前，他并没上过报纸，陈景润怎么成了话题人物呢？
其实，让陈景润出名的，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时任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处长的罗声雄讲述了这件奇事。
1973年，北京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长。2月里的中关村，周围是一片片萧索的农田，让它出名的不是高科技，而是北大、清华这两大“文革”策源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往往有风向标的意味。
一天，陈景润在去医院的路上偶遇罗声雄，也许是自觉身体不行时日无多，他突兀而神秘地说：
“最近，我完成了对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写好了，你看怎么办？”
“论证过程有问题吗？”罗说。
“绝对没问题。但是我担心没法发表，即使发表了又会挨批。”
“只要是真货，就不怕。”
这里所说的猜想，是指对“哥德巴赫猜想(1+2)”的简化论证。陈景润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经6年攻关，写出了这篇长达100多页的论文。他心里清楚，这不仅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数学成就之一。然而，他更明白，自己顶着“白专”的帽子，“猜想”又远离实际，论文肯定难以发表。这些年挨整、跳楼、专政经得多了，虽经罗声雄劝说，陈景润还是把论文压在了箱底下。
罗声雄，湖北人，三十出头，好打抱不平。有一次，陈景润像“叫花子”一样被“革命群众”群殴，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只有罗为他出了头，由此成了陈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这次，为了给陈景润打气，罗声雄和数学所的另一位业务干部乔立风，决定跨过数学所党委，把事情直接捅到院里。
一份题为“数学所取得一项重要理论成果”的工作简报，径直送到了中科院领导处。副书记武衡看完这份简报后，顿感眼前一亮。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的改进引发了西方的技术革命，而我们却停滞不前。1971年至1972年间，周恩来借接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数学家林家翘的机会，与中科院负责人谈话，要求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要有所突破。陈景润这个成就，真是恰逢其时。
武衡立即赶到数学所。他当着党委书记的面，尖锐地指出：“单是陈景润有论文不敢拿出来的事，就应该向总理反映。”这位书记的答复也很有时代特色，他说：“陈景润的论文能不能发表，要经全体群众讨论通过!”
在随后的全院大会上，武衡专门表彰了陈景润，不过他没提名字，仅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坐在底下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专门负责科技报道，听到此处，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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