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中，哪些是法律原则，哪些是法律规则，何时适用法律原则，何时适用法律规则。形成了法律人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灵活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诉讼案件的反复、分歧和对错难辨的原因之一。但却是衡量法律人的水平和功底的试金石。我问过不少律师和法官，能够回答出来上述问题的不多。能熟练掌握和使用的上述理论的更是比较少。其原因是，律师们只愿意注重炒作包装和急于市场开发，办案子挣钱，难有时间和精力关注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满足于一般案件的完成和眼前的收入，不愿意花费过多的时间提高自己。其结果就是，钱可能挣得不少，业务水平却很难提高，一般案件完成的没有问题，疑难案件可能抓瞎，糊涂僧乱办糊涂案。
法律原则的作用是：
1.指导着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
2.补充法律漏洞，强化法律的调控能力。
3.法律原则是确定行使自由裁量权合理范围的依据。可以防止由于适用不合理的法律规则而带来的不良后果。
例如法律平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价有偿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等，它们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较大的普适性。
从表面看，法律原则所规定者似乎是大而无当的空洞内容，并因此不存在真正的实践效力。但事实并非想象的那样。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盟军把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战犯分别送交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些被告人以执行国家法律或元首命令为军人的天职，从而不构成犯罪为理由为自己辩护。尽管这种辩护在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实证法上讲不无道理，但其并不符合人类生存的公理，不符合人类平等相待的古老法律原则，因此，法庭依然判处战犯们有罪。可以说，“二战”以后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典型地体现了人类公理性法律原则对某些具体国家法律规则的胜利，也表现了法律原则在法律中的现实适用性。
在百年前美国所发生的著名的里格斯诉帕尔玛(Riggs v.Palmer)一案中，针对受遗嘱人(遗嘱继承人)帕尔玛在杀害遗嘱人(自己的祖父)之后还有无继承权的问题，形成了多种完全相左的意见。其中一种意见是：如果按照纽约州《遗嘱法》的一般规定，似乎即使继承人杀害了遗嘱人，除了承担相关刑事责任之外，并不应当剥夺其继承权。然而，在法律规则的背后存在着更为重要的法律原则：“法院说，在‘必须遵守合同约定’的条文的背后，可以发现‘诚实信用’的原则，在‘不得伤害他人’的条文的背后，可以发现‘保护个人权利’的原则。同样，继承遗产的条文也依赖‘不得有过错’的原则。试想，《遗嘱法》怎能容忍继承人谋杀被继承人而获得遗产!因此，法律包括了原则，违反了原则当然是违反了法律。”此案最终的判决结果帕尔玛败诉，并因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任何人不得因其过错而获益”。
当具体的法律规则失去法律效力时，法律原则依然具有效力，从而以法律原则来补法律规则失效后的真空。当法律规则的内容有明显漏洞时，法律原则以补漏的方式直接产生法律效力。当法律规范之间出现冲突时，根据法律原则的一般规定来协调法律之间的冲突。当法律规则的内容出现模糊时，借法律原则以明晰之。当法律规则对有关的社会关系没有具体规定调整对策时。
当具体的法律规则由于种种原因失去法律效力时，现有的其他法律规则不能成为其替代方案。那么，如何解决因法律具体规则失效而给人们行为、特别是司法活动带来的麻烦?如何在此情形下继续保持国家法律秩序的统一、和谐与一致?这个任务只有交由法律原则来承担了。这时，法律原则显性地作用于人们的法律活动，它不再是法律内部的“垂帘听政”者，而且直接“临朝理政”了。
法律规则在内容上，法律规则的规定是明确具体的，它着眼于主体行为及各种条件(情况)的共性;其明确具体的目的是削弱或防止法律适用上的“自由裁量”。与此相比，法律原则的要求比较笼统、模糊，它不预先设定明确的、具体的假定条件，更没有设定明确的法律后果。它只对行为或裁判设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或标准，但并不直接告诉指明应当如何去实现或满足这些要求或标准，故在适用时具有较大的余地供法官选择和灵活应用。
在权衡法律原则的强度时，有些法律原则自始就是最强的，例如法律平等原则，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它们往往被称为“帝王条款”。
在作用上，法律规则具有比法律原则强度大的显示性特征，即相对于原则，法官更不容易偏离规则做出裁决。因此，可以说，法律规则形成了法律制度中坚硬的部分，没有规则，法律制度就缺乏硬度。但另一方面，法律原则也是法律制度、规范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它们是法律规则的本源和基础;它们可以协调法律体系中规则之间的矛盾，弥补法律规则的不足与局限，它们甚至可以直接作为法官裁判的法律依据;同时，法律原则通过对法官“自由裁量”的指导，不仅能保证个案的个别公正，避免僵硬地适用法律规则可能造成的实质不公正，而且使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弹性张力，在更大程度上使法律规则保持安定性和稳定性。总之，法律制度在法律原则的支持下，能够比制度的全部规则化具有更强的硬度和适应性。
首先，法律规则体现法的正义具有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一是法律的普遍性的消极作用，使法律只注意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而适用于一般情况能导致正义的法律规则，适用于个别情况的结果则未必是公正的，法律有时在获得一般正义的同时丧失了个别正义。二是法律的正义价值是最重要的基本价值，法律应体现正义。但在立法实践中，由于立法者认识的局限性，法律不可能达到绝对正义或纯粹正义，严格依据法律规则的法律适用不一定完全反映正义。三是由于多方面因素，法律也存在有瑕疵之处、不完善之处。有瑕疵的法和不完善的法也不可能完全体现正义。
其次，法律规则运用具有局限性。审判活动是法官对个案的法律适用，法官所追求的是对个案的公正、具体、明确、可执行的裁判。而法律规则本身对各种社会关系共性规定的缺漏与盲区，导致法律本身的确定性对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不可能一一对应，这就造成了法律和法律适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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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的局限性，有些固然可以通过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完善来解决，但大多数情况下更有赖于发挥司法机关的能动作用来弥补和克服。忠于宪法和法律是法官和律师的天职，法院和律师在审判实践中当然首先要注重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其他任何效果的前提，但如果片面追求法律效果，机械套用法律规则，有时会得出不公正的结果。这就要求法律人在诉讼中，必须在注重法律效果的同时关注社会效果，因为：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律源于社会必须回归社会;严肃执法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对社会关系实施有效的调整，不注意社会效果就难于实现法律的目的;当前，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审判工作如不注意社会效果，将会产生极大的负效应;适用法律如果不注意社会效果，就会反过来损害法律的权威性，破坏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因此，我们应当自觉地把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这时，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理解、掌握和适用就成为我们必须掌握的高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