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C·亨利·肯普及其同事开始临床检查儿童受虐待情况以来，家庭暴力已成为越来越引起美国人注意的社会问题。虐待子女、配偶等暴力现象泛滥于多数美国家庭。从这一视角可以观照，美国自诩为民主，尊重人权，但事实是：在每个平常美国人周边，践踏人权现象都非常严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历史的、文化的，还有整个社会经济等因素。美国社会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但不管怎样，对如何防止或减少家庭暴力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很值得我们借鉴。
20世纪60—80年代美国家庭暴力问题初探——兼谈美国社会学流派的观点�肖华锋摘要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C·亨利·肯普及其同事开始临床检查儿童受虐待情况以来，家庭暴力已成为越来越引起美国人注意的社会问题。虐待子女、配偶等暴力现象泛滥于多数美国家庭。
“世袭”王朝出现了
十多年之前，在几个主要西方国家中�美国取代法国成为不公平现象最严重的国家。越来越多的美国豪门建立家族管理组织、垄断公司和其他机构来管理已经膨胀了的家族财富。而布什政府实行的减收遗产税政策使这种倾向得到了增强。
从政治角度来说，现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出现了“世袭”�dynasty ：在父亲从总统位子上退下来8年之后，同是来自共和党的儿子就当上了总统，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世袭制”还有它经济方面的特点：老布什和小布什都和安然公司的命运紧密相连，这在美国总统家族中也是第一次。
假如我们没有英国的上议院，我们还有布什、塔夫脱、西蒙、洛克菲勒、戈尔、肯尼迪和贝赫等家族具有亲属裙带关系。在1996年和2000年美国大选的两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的夫人当中，只有劳拉·布什还没有谋求获得参议院的席位。克林顿、多尔和戈尔的夫人都打算或者已经成为参议员了。
现在几乎没有人讨论文化堕落的现象。“世袭”不再是一个贬义词，于是从林肯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等总统都主张收取的“遗产税”，被乔治·布什称为“死亡税”，这种税种可能真的要走向“死亡”。现在甚至连从缅因州和圣地亚哥来的小商人也都在梦想通过贩卖龙虾和销售别克汽车建立自己的世袭王朝。
当20世纪80年代美国诞生激进的联邦社会保险捐款法时，进步的税收制度（对很多人来说它只在记忆中存在）就已经杳无踪影了，此后大多数的美国家庭都不得不负担非常重的税。法庭以保护言论和观念自由为名，把大亨们的政治献金合法化，这使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被无情地扭曲了。
实际上，金钱可以比老练的文字游戏更能腐蚀民主。由于财团控制的媒体缺乏详实可靠的数据和深刻的观点，对美国民主极为重要的大众舆论很难保持活力和洞察力。很多政客自己就是商界精英，而其他人则依靠某些商界精英获得竞选资金。历史告诉我们，美国曾经在一个世纪前的那个“进步时代”成功地克服了家族裙带关系。然而现在美国人还不知道国家是否下决心力图重新做到这一点。
财富惊人的集中
整整一代美国人曾经真诚地相信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价值观有永恒的生命力，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世袭制”正是在这些人的眼皮底下迅速膨胀的，这正是事情真正可怕之处。事实上，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美国社会中，上述的这种民主价值观已经岌岌可危了。而很多自诩“自由和进步”的团体（还在纠缠一些琐屑的旧事）很难跟上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杰斐逊和杰克逊的支持者被“平均主义”的口号以及1783年之后废除限定继承制和长子继承制的事件迷惑，因而保持了缄默。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人们才看清社会变革的最终结果：大公司纷纷出现，并享有充分的法律保障，这为新寡头统治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这些与近百年的改革和呼喊的口号毫不相关。
直到此时，普通老百姓才不再相信美国国父们能够预见到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市民看到铁路控制了当地的政治。富有揭露和批判精神的记者创造了一个新词：富豪统治。由于股票价格上涨，美国的大财团在1861年到1901年增长了10倍甚至20倍，同时垄断集团日益盛行，这时人们发现一些重要的保障措施正在消失。幸运的是，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改革派，越来越明确地表示需要控制铁路垄断、行业寡头以及要求富人缴纳更多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这一切到1914年时带来了很好的效果。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新政中采取了进一步的改革措施。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体制及支持它的政治体制的转型步履蹒跚，尤其是在80年代以后，随着财富的集中、经济上的“精英论”和“世袭制”的发展，这种转型更加困难。80年代，随着联邦社会保险捐款法的实行，百万富翁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急剧下降，而中产阶级的税率持续增长，在1985年两个阶级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几乎相同了。
1937年，经济学家费迪南德·伦德伯格说道，“美国的60大家族”和另外的100个稍小的家族，通过持有公司股票拥有美国的很大一块财富。60年之后，美国富豪指的是那些千万富翁或者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更有甚者认为，2000年美国的5000个拥有1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家族就相当于上述的1937年的富裕家族。
现在，随着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持续两年的市场衰退，很多基于互联网的财富烟消云散，而很多以传统方式积累的财富则岿然不动，甚至比以前更加有活力。顺便说一下，1937年的情况也和现在类似，“喧嚣的20年代”引领的风靡一时的——来自航空、收音机、电影和电子小玩意儿行业的——“新财富”带来的热潮，在1929年到1932年逐渐消退，但是传统财富依然风光无限。
1999年来自高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后来的市场竞争中最终保住了自己的亿万富翁身份，这个比例比1929年到1939年保持百万富翁身份的要高很多。然而，现在在富豪榜上最引人注目的风景是，通过道·琼斯和标准普尔的良好表现崛起的传统经济富豪的地位固若金汤。美国1％的最富有者，拥有40％的个人交易股票，这个比例甚至比其他金融和公司机构拥有的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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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美国的每个中等家庭只有6000到9000美元的股票收益，20世纪90年代由于家庭债务的增加，这种收益所起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 “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是经济上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金融化包括把储蓄变为共同基金、对金融机构的过度关注、金融业的膨胀、公司CEO对股票面值而不是产品生产销售的重视。而这一切都是由美国社会对富豪们过分偏爱造成的。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20世纪90年代富豪们是如何积累财富的，但是没有人否认1％的最富有者表现得像强盗。《纽约时报》报道说，5％最富有者所拥有财富的90％在1％的最富有者手中。甚至还有一些学者说，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1％最富有者中位居前10％的那些富豪，因为这些人是纯粹的资本家和金融家，而不仅仅是高工资的医生、律师和汽车商。
政治爱金钱
早在193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说“依靠遗嘱、继承或馈赠从上一代人手中获得巨大财富，是和美立坚民族的理念和感情不相符的”。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起，政治环境对富豪们越来越有利，而80年代和90年代更是他们的蜜月期。在过去的20年中，谋取公职的花费越来越高，这使得中层公职的谋求者投靠大捐助者，也使得豪门的继承人对政党有很大的吸引力。现在各政党都在寻找自己筹集竞选资金的候选人，或是拥有能吸引大量赞助资金的姓氏的人。实际上在90年代，两个亿万富翁罗斯·佩罗特和唐纳德·特朗普就曾打过美国总统这一职位的主意。
同时，美国参议员中百万富翁的数量已经接近20世纪初的最高记录，当时参议员是由州立法机构任命的，任命过程受经济因素影响很大。直到1913年，宪法第七修正案规定参议员要通过普选产生时，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变。不过虽然实行了普选，但今天的政治仍然被金钱文化淹没，事情没有什么本质变化。
在19世纪和20世纪，对美国总统来说，白宫的那份工作不应该是通向富翁的捷径。不过过去20年中，好几位总统（从老布什到克林顿）都乐意在金钱文化中游弋嬉水。当克林顿还是阿肯色州州长时，他的妻子希拉里就在好几个公司任董事。而现在克林顿在“后白宫时代”进行了大量的演说和经营活动，其获得的效益看起来还很可观。
关键的转变可能发生在老布什任期内，布什家族的人贪得无厌，并以高官的位置吸引投资银行业。人们甚至觉得布什家族和他们的跟随者可能把牟取暴利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情况和18世纪统治英国的辉格党很相似。
老布什总统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投资银行家，他们都曾名震四方，但不久又名誉扫地。即使是老布什在1992年寻求连任时，报纸还在炒作他兄弟和儿子的经济问题。
布什家族最大的麻烦也许是牵扯进了“安然事件”。在20世纪现代政府理念诞生后，还没有哪个总统家族碰到过这种事情。当林登·约翰逊还是参议员时，他和得克萨斯州的布朗＆鲁特公司纠缠不清，但他当总统后情况就好多了。乔治亚州的吉米·卡特和他家乡的公司巨人——可口可乐关系密切，而理查德·尼克松在20世纪60年代曾把百事可乐的账本带到他的律师事务所。
仔细核查起来，布什家族在和安然公司交往中并没有非法行为，在2000年到2001年之前，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惊人之处。安然和布什家族关系中，惟一值得历史学家研究的一点（美国媒体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点）是：在过去17年中，一个美国政治世家一直和他们家乡的一家公司保持了“荣辱与共”的关系，这一点让人觉得有点蹊跷。
安然公司成立于1985年，一两年之后，时任里根政府副总统的老布什负责能源工作组的工作。他的儿子乔治·布什掌管着几个小型能源公司，小布什和安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有业务上的往来。老布什政府在1992年通过了“能源政策法案”�该法案有利于安然公司发展能源业务，而布什任命的“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通过的法规，允许安然公司经营和能源相关的其他业务。安然的总裁肯尼斯·雷是布什竞选的主要捐款者之一，他被任命为布什政府出口委员会的主席。
几年之后，当小布什成为得克萨斯州的州长时，雷要他接待安然想开展业务的地区的显要人物，当小布什进白宫时，安然成了他最大的竞选资金捐助者。前安然公司的管理人员、顾问在新政府中总共获得了几十个职位，包括白宫经济顾问、陆军大臣和美国贸易代表。这些对安然公司享受能源政策优惠，以及在WTO贸易框架内通过出口能源和水资源开拓海外市场，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2001年的11月和12月间，小布什试图想与安然公司一刀两断，他个人及他家族和安然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受到人们苛刻的审视。由于没有把安然一脚踢开，华盛顿的媒体心满意足地忽视了该事件中“真正的故事”——布什世家和安然公司之间17年的密切联系。
显而易见的是，单算竞选捐款、赞助兴建总统图书馆和就职仪式、捐助演讲费用等，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布什家族和他们的跟随者至少从安然公司得到了800万到1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如果计算一些隐蔽的捐助，这个数字可能要达到2500万美元。
很显然，某个家族获得大量政治献金并不只限于共和党人。比尔·克林顿在离开白宫前的最后一刻，做出几个不受公众欢迎的赦免，尤其是他特赦在逃的金融家马克·里奇，更是弄得怨声四起，大家都对马克到底给了希拉里的两个兄弟多少钱非常感兴趣。获得政治献金也不仅限于总统。得克萨斯的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和他妻子温迪被《金融周刊》称为“安然先生和夫人”，因为菲尔支持通过了有利于安然的法案，而当时他妻子正是安然的董事，她可以从安然获得大量现金和公司股票。
世袭的财富和政治权力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增长迅猛，公众甚至没有时间来注意这种影响。然而美国的民主承受不起这种疏忽。如果美国人还信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5年所说的“拒绝世袭的财富和权力”的理念（坦白地说，可能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理念），那么人们就应该迅速而明确地支持建立新的政治、道德和经济规范。
描绘宏伟蓝图是容易的——蓝图的内容包括政治献金改革（可能需要修改宪法）、联邦税收制度改革、维持联邦遗产税（对超过300万美元的遗产征收）以及通过审计监督来减少大量存在的公司舞弊行为（人们因安然、TYCON公司、某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纪商的不良行为而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一个世纪以前，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股票市场的崩溃和严重的经济衰退。2002年，美国人第一次得以把全体选民的爱国主义作为经济改革的动力，因为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社会洋溢着爱国热情和反对恐怖主义的要求。
美国不是第一个具有“被经济和政治世袭特权侵蚀”倾向的共和国。罗马曾经有类似的问题；而在18世纪，曾以中产阶级社会自豪万分的荷兰共和国也让很多公职变成世袭的。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希望让政治和经济上的世袭取代美国式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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