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泽东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人格修炼对他事业有帮助。
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
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
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
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
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早年修身十三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片刻，来复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五、读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欲、节劳、节饮食。）
九、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身过、心过、口过，皆一一记出，终身不间断。）
十、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一、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十三、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0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等十大类。曾国藩的家书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谈到了官场、僚属、朋友、邻里之间的种种关系，还说明了为学、读书、作文等方面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这些信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一个人应当怎样修身、做人、处世。其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活泼，随想而至，挥洒自如，没有虚伪和造作，真切感人，于平淡中孕育真知良知，凝聚的人生思考，修身齐家处世的精辟见解，足以反映他高超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更足够后人鉴赏。
读曾国藩的家书，可以发现这位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已经大红大紫的钦差大臣，竟有“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计”这样的自我告诫，透露出曾氏的精明和清醒，蕴涵着他对“狡兔死，走狗烹”的警觉。他教诲子侄“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这些话也十分耐人寻味。读曾国藩的家书，好像听见他在耳边娓娓道来，看不到丝毫厚黑、狡诈，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政治家。家书从曾国藩由翰林院庶吉士初授官职到去世前不久，跨越近30年。除了思想渐趋成熟外，他的志趣仍然和少年读书时一样，始终以读书人自居，这决定了他对周围事物的看法，也成为他一生成功的基石。他在信中表述的对为学、作文、历史等等的认识，有很多经验值得后人学习，按现在的话说，即是他有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和领悟能力。他科举出身，却深得教育大义，因此他在家书中对自己官场得失谈得较少，而始终牵挂在心的是子弟的学习。同时，他官学并举、胸怀大略，时时刻刻警戒自己：做官清廉、做人谦逊、做事勤劳；对弟弟、儿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功夫力透纸背，非一般官宦人家所能及。
曾国藩关于修身养性有很多真知灼见，包括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内容，其目的在于：始于修身，终于济世。曾国藩认为做人之道关键在于“敬恕”二字，所谓“敬”，一要做到无论在多少人面前，无论在大、小人面前都不能傲慢，这叫泰而不骄；二是衣冠整齐、态度俨然会使人望而生畏，这叫威而不猛。“恕”字要做到完美的境地，待人仁厚有礼，终身谨慎小心。如果行为得不到别人的赞许，就应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曾国藩一生孜孜于克己之学，师从理学大师唐镜海后，更是自律甚严。曾国藩一贯重视道德修养，总结了修养为八德：勤俭刚明孝信谦浑。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曾国藩还主张自修求强，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进而战胜自我。通过自修而完善，是君子所珍惜和追求的境界。自古以来，多少钟鸣鼎食之家相继败落，都是因为子孙骄奢淫逸所致。曾国藩出将入相，最担心的就是子孙长处于富贵乡里，习惯过一种寄生虫似的生活，渐渐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随时随地言传身教，苦口婆心地训导诸弟诸子诸侄克勤克俭，不可懒惰奢靡。
作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曾国藩的官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他位列三公，封侯拜相，是晚清时期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掌握着一支训练有素的湘军，一时权倾朝野，威震大江南北。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没有踌躇满志、趾高气扬、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而是居高思危，谨小慎微；在飞黄腾达之时，官运亨通之际，时时想着退路，处处考虑到罢官。这就是他的处世哲学之一。在“朕即国家”、尔虞我诈的封建时代，他深知权高震主将会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所以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之后，立即向朝廷提出了解除自己职务的请求，表现了不居大位、不享大名的思想，认识到享名太盛必多缺憾。但是他得知满族御史参劾他力求解职是恃功骄惰时，就马上乖乖赴任，表现出灵活圆滑的处世态度。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他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对待家人，曾国藩则提出了一般平民所应遵循的处世原则，要求他们严格奉行，谨慎恪守，不能有丝毫懈怠。不以势利对待亲友，不以盛衰对待故旧，也不因恩怨疏远他们，是曾国藩在处理亲友关系上提出的处世之道。即使对一些他不满意的人，和一些已经产生了嫌隙隔阂的人，也不因一个人而影响了整个家族的关系。对待一般人，曾国藩提出了平等待人的主张，居乡要全守乡间旧样子，不能掺半点官宦习气；对待长辈要力尽孝心、恭谨钦敬；做晚辈要有孝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曾国藩在家书中大力倡导；对待儿孙辈他强调不要太娇惯，认为“爱之反以害之”。
在“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封建时代，曾国藩步步高升，得以善终，完全凭仗他高明的处世之道。曾国藩一世都生活在官场中、军旅里，他的处世之道当然是一个封建官僚，尤其是一个高级官员在复杂的世事中总结出来的。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详情
- 官方电话
曾国藩在晚清时期位高权重，极大程度的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大家要知道在那时候朝廷几乎都是满人的权利游戏场，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的呢？
一、位高轿低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轿。但这并非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律是不摆不坐。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
曾国藩纵横官场几十载，正是凭借了这种低调、内敛的力量。
二、“不要钱，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墨绖(dié，指服孝)从戎，创建湘军，从此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晚清军队是腐败最烈的所在。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普遍的营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员，也可以凭“截旷”和“扣建”致富。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做“截旷”。国家计饷，都按每月30天算，农历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叫做“扣建”。这两笔银子本应上缴国库，但实际上谁都没有缴。日积月累，为数甚巨。比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初出山之时，曾国藩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虽然官至极品，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曾国藩)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wǎn)宋李沆(hàng)之遗风(杨、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段叙述，应该说并没有过分夸张。曾国藩爱穿着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不爱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终年61岁。他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一品大员的丧事，“实非巨万可以了”，关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极丰裕”，然而办完丧事后，已经所剩无几。
三、“四败”藏锋
曾国藩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着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在现如今的这个社会，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我们该怎样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呢？大家在评论中说出你们的看法吧！）
创立晚清古文的 "湘乡派"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文风，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1。
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经世派的崛起，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变化，"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曾国藩还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2。
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在曾国藩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