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开西南夷，在该地区设置了许多郡县。凡郡县必有郡县衙署，而衙署必有驻地。汉郡县衙署驻地与当地少数民族的邑聚相重合，逐渐演变成城市，是西南夷地区城市形成的主要模式。因此有必要将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所置的郡县作一分析。
西汉王朝开西南夷，在西南夷地区一共设置了六个郡，即“蜀徼六郡”。它们是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的越 郡、 柯郡、沈犁郡、武都郡、汶山郡和元封二年所置的益州郡。其中越XI郡领县十五：邛都，遂久，零关道，台登，定笮，会无，笮秦，大笮，姑复，三绛，苏示，阑，卑水， 街，青蛉。 柯郡领县十七：故且兰，镡封， ，漏卧，平夷，同并，谈指，宛温，毋敛，夜郎，毋单，漏江，西随，都梦，谈 ，进桑，句町。益州郡领县二十四：滇池，双柏，同劳，同濑，连然，俞元，收靡，谷昌，秦臧，邪龙，味，昆泽，叶榆，律高，不韦，云南， 唐，弄栋，比苏，贲古，毋 ，胜休，健伶，来唯。武都郡领县九：武都，上禄，故道，河池，平乐道，沮，嘉陵道，循成道，下辩道。[注10] 汶山郡属县，可考者有汶江道，湔氐道，绵 道，广柔，蚕陵数县。沈犁郡领县二十一，可考者唯牦牛，徙，青衣数县，其余失名诸县，“皆当在今康定，九龙，乾宁，道孚，炉霍县内。”[注11]
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目的是巩固新辟的疆土，加强王朝的统治，控制当地的资源。所以所置的郡县主要有以下的特征：
1．大多数的县都有目的地设置在当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夜郎郡，故夜郎国也。”[注12] “滇池县，故滇国也。”[注13] 一些县的衙署驻地干脆就直接设置在少数民族的邑聚上。如，邛都县，“因邛邑名也。”[注14] “阑县，故邛人邑。”[注15] “会无县……故濮人邑也。”[注16] 邑乃一个聚落，而一个县的范围不会如此狭小，所以这里所说的“县”，实乃县衙署的所在地。（汉王朝在当地少数民族的邑聚上建立郡县衙署，应该基于两种考虑。一是便于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二是这些邑聚经少数民族多年的开发已成了利于人们生活的生存环境。）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县有蛮夷曰道。”西南夷地区的汉县多有名“道”者，如零关道，平乐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辩道，汶江道，湔氐道，绵 道等。还有一些县的名称带有其境内主要少数民族的族名。如定笮，大笮，笮秦，故且兰，牦牛，徙，青衣等。另有一类县的县名从汉字的字面上讲不通，当是用汉字记录的少数民族地名。如比苏，毋单，弄栋，谈指，进桑，镡封等，这种现象直至现代在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存在。以上诸条证明上面所言不虚。
2．汉王朝将一些县设在资源出产之地。如，越 郡：邛都县“南山出铜。”[注17] 会无县“东山出碧。”[注18] 又“河中有铜胎。”[注19] 定笮“出盐。”[注20] “台登县……山有 石，火烧成铁，刚利……又有漆。”[注21] 益州郡：连然“有盐官。”[注22]俞元“怀山出锡。”[注23] 律高“西石空山出锡，东南 町山出银、铅。”[注24] 贲古“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注25] 来唯“从 山出铜。”[注26] 谈指“出丹。”[注27] 双柏“出银。”[注28] 柯郡：夜郎“出雄黄。”[注29] 铁、铜、锡、铅、盐、丹、漆皆为当时的重要物资，汉王朝在这些地方设置郡县，为其控制当地资源提供了政治及军事上的保证。
3．汉王朝还在一些交通枢纽、重要关隘之地设置了县。如零关道上的阑、邛都、会无、弄栋；五尺道上的味、滇池、同劳；博南道上的邪龙、云南；南夷道上的夜郎、进桑、句町等等。这主要是为了交通和军事上的目的。
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和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变化，汉王朝设置在西南夷地区的郡县也经常发生变动，一些郡县衙署驻地则常因民族矛盾遭到冲击或破坏。
一种情况是中央王朝对行政区划的调整。如越 郡西汉时领十五县，东汉时只有十三县，少了 街。 柯郡西汉时领十七县，东汉时只有十六县，少了都梦。益州郡西汉时有二十四县，东汉时被析为益州、永昌两郡，共辖二十五县，增了哀牢、博南，少了来唯。武都郡西汉时领县九，东汉时只有七县，少了嘉陵道、循成道、下辩道，多了羌道。沈犁郡则在设置十四年后撤消，“天汉四年，并蜀郡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牦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注30] 汶山郡至宣帝地节三年被省，并入蜀郡为北部都尉。汉灵帝时又分蜀郡北部都尉为汶山郡，寻又省。行政建制一直不太稳定。
另一种情况是少数民族的反抗对汉郡县的冲击。反抗者的攻击对象主要是汉官吏，他们的衙署驻地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冲击与破坏。这类事件，不绝于书。如，“王莽篡位……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注31] “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 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注32] “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 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蛮夷遂杀益州太守。”[注33] “越 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注34]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提。”[注35] “灵帝熹平五年，诸夷反叛，执太守雍陟。”[注36] “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攻 唐城。太守王寻奔叶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烧民舍。”[注37] “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种夷与徼外 衍种并兵三千余人反叛，攻蚕陵城，杀长吏……延光二年春，牦牛夷叛，攻零关，杀长吏。。。。。。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蚕陵，杀长吏。”[注38] “安帝元初……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反叛应之。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郭邑，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注39] 这些战争对于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最终能否形成城市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事实证明，能在西南夷地区形成城市的地点，多为汉王朝统治力量较强的郡治所在地。
参考资料：http://www.lszxc.cn/news/20095201612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