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城邦制度的特征：1、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是一个涉及诸多侧面的复杂问题，也是希腊史研究中最被关注的问题之一，多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希腊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教授独辟新径，运用丰富的考古学资料来研究城邦的形成。他认为，城市中如神庙和议政厅等公共建筑的出现是城邦形成的重要标志，而由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古风时代早期人口的急剧增长则推动了城邦的形成；法国学者波里尼阿从宗教崇拜的演变来探讨城邦制度的形成，提出古风时代早期希腊各邦保护神及其宗教崇拜的确立象征着古典城邦的形成；英国学者古迪和瓦特则从文字的使用与推广这一侧面进行探讨，提出在迈锡尼的希腊文消失约四个世纪之后，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的希腊文字的出现，及其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是促使希腊城邦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认为，和其他传统社会不同，在古代希腊，文字一经出现，即得到十分普遍的推广与广泛的使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把城邦的出现归结于文字的出现及其应用的后果。综合看来，上述这一系列研究使我们对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这一历史问题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是由一系列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这里姑且不论上述研究各自的缺陷，但它们的共同缺点是，片面强调了某一个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其它因素的重要性，因而，如果分开来看，它们都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更为严重的是，虽然西方学者对城邦制度形成的诸多侧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土地私有制的形成问题。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有意的。在西方学术界里，土地私有制问题历来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而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极力回避触及这一问题。但实际上，如此一来，他们正好成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对土地私有制的形成这一问题作历史的研究，仍然是十分有益的。
在展开讨论之前，还必须注意到，古代希腊所有权的观念同古罗马或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观念有很大不同，在古希腊人的思想中，没有抽象的所有权观念，相应地，在古希腊文里也没有表达这一抽象观念的词语。希腊文中表示所有权的词如ousia、exein、kratein、kektesthai和ktema所表达的都是实际意义上对特定财产的具体占有，从现代法律意义上来说，它们的意思是"占有"而不是"所有"。古希腊人从实际占有的意义上来理解所有权，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试图定义牢固的占有时，他实际上是在定义所有权：
牢固占有的定义是对财产的如此占有，即对它的使用完全取决于自己－－对自己财产的检验标准是，自己是否有权转让它；这里我用转让来表示赠送和买卖。亚氏的这个定义为当今的古代经济和法律史家所普遍接受，在古代希腊，土地所有权的首要标志是占有者对土地的转让权，即赠送与买卖的权利。
2、古风时代社会下层为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利而同贵族统治阶层的斗争，是理解希腊城邦形成之关键，同时也是理解土地私有制确立的钥匙。可以肯定的是，在古风时代以前，土地私有制尚未确立。在迈锡尼时代，线文B的泥板文书所提供的材料表明，彼时的经济结构以王宫为中心，是学者们所说的"宫廷经济"，其中有关土地占有状况的大量记载表明，迈锡尼的土地大体上分为"公有地"（ke-ke-me-na）和"私有地"（ki-ti-me-na）两部分。社会成员－－无论是王国的官僚还是普通的农民－－对土地的占有都同一定的义务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有条件占有"（conditional tenure）。这同以后希腊各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均有很大区别。到荷马社会，随着迈锡尼中央集权的崩溃，地方贵族分享了王宫的权利，同时也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土地。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荷马社会的土地制度已经是典型的私有制，但荷马史诗所提供的材料说明，土地私有制尚未确立起来。在荷马社会里，还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存留，史诗中有关巴昔琉斯或贵族领地（temenos）的记载即证明了这一点。temenos一词在线文B中即已出现，它表示王（wanax）和将军（lawagetas）的领地。在荷马史诗中，这个词一共出现十三次，除其中四处表示神的领地外，其余九处均代表巴昔琉斯和贵族武士的领地。从史诗的记载来看，这些领地都是由集体赏赐给建立军功的英雄和首领的。这就说明，至少部分土地为集体而不是个人所有，而且集体有权将它赏赐给个人。另外，史诗中有关份地的记载同样反映了公有地的存在。古希腊文中"份地"（kleros）一词的本意为"抽签"，在表示土地时，其引申含义为"抽签获得的份地"。史诗中两处提及份地的分配，而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所用的一个比喻则明确说明，个人所耕种的份地是由集体分配的。在描述希腊盟军和特洛伊人激烈的战斗时，荷马比喻道：两军就象两个人在一块公有地里为田界而争斗，他们手持测量杆，在一小块地里为划分不均而争吵，但一堵篱笆将他们分开。虽然有的学者对这条材料提出种种疑问，但它所提及的公有土地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
然而，公有土地并不是荷马社会唯一的土地占有形式。诗人笔下的英雄同时也都是大土地的占有者，他们一般拥有大量的果园、牧场和耕地，并且使用奴隶为他们劳动。有时候贵族也将一部分土地赏赐给忠诚的仆人，奥德修斯的猪倌尤迈俄斯就指望主人分给他一块份地和一幢小屋，他说道："一个善良的主人理当如此报答为他辛勤劳动、受到神明保佑的仆人"〔。另一方面，史诗也提及没有任何土地之人。当奥德修斯在冥界见到阿基里斯的魂灵时，赞美说他生前备受人们的尊重，死后还成为众魂的首领，后者回答说："高贵的奥德修斯，不要对我赞美死神，我宁愿活在人间，作一个没有土地之人（akleros）的奴仆，也不愿在这里作众鬼之王。"
综合看来，在荷马社会，贵族家庭（oikos）控制了大部分的土地，但这不并是其土地制度的全貌，还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因素。最为合理的解释是，荷马社会的土地制度处在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过渡阶段，而只是到了古风时代，土地私有制才逐渐确立起来。
3、贵族统治阶层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导致了社会下层为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古风时代的社会大变革。正是这种社会大变革导致了古典城邦制度的形成，也是在这个变革中，土地的私有制逐步确立起来。在斯巴达，这种变革的明确标志是莱库古的改革，虽然莱库古本人是传说中的人物，但传统中归功于他的改革却是具有历史根据的，其主要内容是平等份地（kleroi）的分配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如霍德金森试图否认平等份地的历史真实性，提出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及其财产继承制与其它城邦并无不同，但他们的研究忽视了斯巴达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侧面，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斯巴达的军事制度、公民的共餐制及其教育制度同它的土地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同其它城邦不同，斯巴达有其独特的军事与社会制度，它的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是职业军人，公民最崇高的职责就是保卫城邦，因此，斯巴达的公民将战争和军事训练视为自己从事的唯一职业。早在莱库古改革时，城邦即"禁止所有的自由人从事追求财富的职业，并规定他们唯一的职责在于保卫城邦的自由"。城邦还规定，所有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性公民都有
随时服兵役的义务。这种公民军事化的制度同平等份地制度密不可分，由于公民不能从事任何追求财富的活动，很显然，城邦必须为他们的生计提供一定的保障，使所有公民有相对平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必然影响到公民的社会与政治意识。所有公民，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成为重装步兵的一员，都在同一个方阵里，肩并肩地作战或训练。这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群体生活，无疑孕育了一种平等的观念。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是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无疑增强了平民同贵族斗争的自信心。尽管这种自信心可能还不足以形成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以致于提出平等政治权利的要求，但他们在经济上、尤其是土地上的平等要求却是为历史资料所证实的。公元前七世纪早期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俄斯的诗歌即记载了下层公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声，这种呼声在时间上同重装步兵改革的吻合也许并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有其因果关系的。
斯巴达社会生活的另一个独特性是其公民的共餐制，按照这个制度，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男性公民都要集体就餐。为了维持这种集体就餐的制度，每个公民每年必须向城邦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如果无法交纳规定量的粮食，他就会丧失公民权。很显然，这种共餐制的基本前提是，从一开始，所有公民都必须拥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即占有的土地足以生产他所必须交纳的粮食，而这个基础只能通过平等份地的分配来实现。没有这样一个基础，集体就餐的制度是根本无法实行的，因为斯巴达共餐制的目的不是从一开始就把一部分公民排除在外，而是培养公民的集体观念和城邦观念。
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同它特有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探讨斯巴达的土地制度时，不能把它孤立开来，而是应该把它看成是城邦整体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进行综合研究。平等份地制度的目的是维持城邦特有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其意义在于它实际上限定了公民群体的范围，从而也就定义了公民权，分得份地的社会成员成为共餐制的成员和城邦的职业士兵，亦即城邦的公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里比阿把斯巴达的份地称为"政治的部分"，也正是在这里体现了斯巴达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在雅典，下层农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则更为直接地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梭伦改革的直接原因是贵族统治阶层对土地的垄断，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下层农民的不满。在改革以前，下层农民没有直接的土地所有权，亚里士多德说，直到梭伦改革，雅典的债务只能以人身作为抵押，也就是说，个人无权以自己耕种的土地作为债务的抵押。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称作Eupatridai的统治集团手中，而下层农民则成为他们的依附民。亚氏在论及梭论改革前雅典的社会状况时说：
……这以后发生了贵族与大众之间的冲突。从各方面来看，他们的政治体制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尤其是穷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为富人所奴役，他们被称作附庸和六一汉。因为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地租（misthosis）耕种富人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如果他们无力支付地租，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都将失去自由。
亚氏在这里提到"六一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传统观点把六一汉看成是向贵族交纳地租的贫民，并因此而将上引亚里士多德文中的misthosis一词译作"地租"，但对地租具体份额的多少即六分之一或六分之五却又意见不一。无论如何，六分之一或六分之五的份额作为地租似乎都难以令人置信，因而这个结论并不为学者普遍接受。对此英国学者加伦特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六一汉"是在农忙季节为富有贵族耕种土地的农民，作为报酬，他们获得其收成的六分之一。然而，这个理论难以解释下层农民的不满以及公元前七世纪阿提卡的社会危机。为自圆其说，加伦特在此不得不引入一个"羞耻文化"的观念，进一步假设，对希腊人来说，被迫出卖劳动力是一件羞耻的事。但无论如何，这个"羞耻文化"的概念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公元前七世纪末六世纪初雅典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羞耻"不是导致雅典社会变革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政治学》是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成书于公元前326年。中译本由吴颂皋、吴旭初据英国B.乔维特英译本(1921年修订版)译出，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1965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吴寿彭译本。全书在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③第4、5、6卷,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所表述的观点是，人类生活及社会的每个方面，都是思考与分析的客体；宇宙万物不被神、机会和幻术所控制，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运行；人类对自然界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值得的；我们应当通过实验和逻辑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反传统、反对迷信与神秘主义的主张，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分析前篇和后篇》等。这些著作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所谓的“物质因”（Material Cause）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著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形式因”（Formal Cause）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动力因”（Efficient Cause）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么改变了什么、而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目的因”（Final Cause）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
亚里士多德的另一著作《物理学》讨论了自然哲学，存在的原理，物质与形式，运动，时间和空间等方面的问题。他认为要使一个物体运动不已，需要有一个不断起作用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在《天论》一书中开始讨论物质和可毁灭的东西，并进而讨论了发生和毁灭。在这个发生和毁灭的过程中，相互对立的原则冷和热、湿和燥两两相互作用，而产生了火气土水四种元素。除这些地上的元素外，他又添上了以太。以太作圆运动，并且组成了完美而不朽的天体。
《气象学》讨论了天和地之间的区域，即行星、彗星和流星的地带；其中还有一些关于视觉、色彩视觉和虹的原始学说。第四册里叙述了一些原始的化学观念。在现在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远不如他的生物学著作那样令人满意，然而这部著作在中世纪后期却有很大的影响。
《诗学》的方法论有两个特点：一是严谨的逻辑推理；二是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结合。《诗学》是西方第一部从理论内容到理论形态都比较完整的美学、文论专著，深刻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 《诗学》中的一般艺术原理揭示“美的艺术”的本质特征，既是古希腊发展对理论酝酿提出的要求，又为亚里士多德回答柏拉图对诗的攻击提供了一个立足点。《诗学》中正是以此为立足点，以的本质和功用为中心，论述了的根本有理。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后来由他的注释者汇编成书，取名叫作《工具论》。他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逻辑学既不是理论知识，又不是实际知识，只是知识的工具。 《工具论》主要论述了演绎法，为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对这门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尽管晚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仍是现在保存最早的论述。在书中，政治学被当作一门应用科学的特别分支，通过获得的数据，亚里士多德考察了一百多个希腊国家的宪法；对于他，对于所有的希腊人来说，城邦这个名字意味着具有高度组织的国家。他的作品包括今天的一些研究领域；如果说他的一些学说主要是因为说明了古代和现代的不同而引起人们的兴趣，另外那些学说则不但适用于古代希腊，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欧洲。亚里士多德在本收中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认为人按其本性必须结合成共同体才能生存，国家或城邦说是由些而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理想国家的领土不宜过大，以所有公民可以相互了解为宜。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制定了一整套的教育制度，提出教育要合乎人的天性的观点，认为应从德、智、体三方面来训练儿童，把儿童培养成具有中庸的品德和合乎最高的善的公民。国家的统治形式可分为王权政体、贵族政体和立宪政体，三种政体的对立形式是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而贵族政体是最为理想的政体。
阅读感悟
[德]马克思：“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假如你能跟着亚里士多德学习思考，那么你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智者。
最好先对古希腊社会 的阶级善有一定了解，例如可以读一下修昔斯的作品；主要抓信作者对政体的论述阅读全书，体会亚里士多德观察世界的方法。
名言：“人生为就是政治的动物。”
试图建立更合理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所处时期，国家发生严重的动荡不安，不断发生自由贫民和奴隶起义。目击希腊，特别是当时作为希腊文化重心的雅典这种分崩离析的状态，亚里士多德从中等阶层的利益出发，主张用加强中等阶层的力量的办法来平衡富有者和贫民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使奴隶主国家一泽崩溃。
本书阐述了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为政治学提供了有关政治美德和政治技巧两方面的理论，奠定了西方政治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主张由中等奴隶主阶层掌握政权，建立“中间性”政体，这种政体应遵循一种“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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