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语言，是历代文人学者推崇的典范。从唐宋至明清，如刘知几、陈骙、
苏轼、刘熙载、冯李骅等有过许多精当的评论。《左传》叙述语言的特点是准确和精练，生动而富于色彩，同时因简洁凝炼而蕴藉含蓄。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如
《礼记》、《左传》可见。”（《苏文忠公全集》）刘知几的评论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史通·叙事》）《左传》叙述语言的这些特点，说明它在语言方面已获得了超越于当时许多经典著作的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左传》人物语言同样富有文学特色。《左传》所记之“言”，主要为人物对话、外交辞令和谏说、议论之辞。人物的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作者常常通过记录一两句性格化的语言，以突现人物的形象。例如郑庄公在制胜公叔段的过程中，说了三句有典型特征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毋庸，将自及”；“可矣”。在作者笔下，郑庄公老谋深算、虚伪阴险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在整个事件中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亦昭然可辨。僖公二十三年所记
重耳避难至楚，与楚成王的一段对话，将楚成王施恩望报、乘机敲诈的心理和重耳自重自信、不亢不卑的态度，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和议论、谏说之辞，是历来为人们称道的。记写行人辞令，尤为《左传》独擅之处。例如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师，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成公二年国佐对郤克，成公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毁馆垣答士文伯等等。它们有的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有的辞气激切、语挟风霜。能够紧紧抓住矛盾的焦点，从分析利害入手，说理透辟、用辞雅正，是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特别是一些小国使者应对大国的言辞，更是充满机警和智慧。如子产献捷于晋，晋人三问，子产三答，“士庄伯不能诘”；子产坏晋馆垣，但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使士文伯无言以对，只好“谢不敏焉”；烛之武对
秦穆公晓以利害的一番话，终于解除了郑国的危难，这些文字已是千载传诵。刘知几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左传》中富有文采的行人辞令，显然是经过加工和润色的，与《国语》中所记大段辞令相比，论理的逻辑更为严密，已经有剪裁和选择性，用词洗练，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左传》的行人辞令开启了
战国时代纵横驰骤、酣畅淋漓的文风，是历代文人讽诵和学习的楷模。在《左传》一书中，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于修辞方面都大量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并采用生动的俗语、谚语和民谣。其中有许多语言具有警句的性质，后世演化为成语。现代语言中的“唇亡齿寒”、“贪天之功”、“数典忘祖”、“退避三舍”、“政出多门”、“余勇可贾”、“一鼓作气”、“上下其手”、“食肉寝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风马牛不相及”等皆源于《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