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指出“话语的比喻理论使我们明白了谬误和真理、无知和理解之间，或换种方式说，便是想象与思想之间那种存在的连续性。”
面对逻辑思维与诗性思维、想象与思想、虚构与真实、隐喻与反讽等等这些传统认识会当成二元对立的范畴，怀特从来避免运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而是力图将它们分别作为某个连续统的两端，以阐述二者间连续性的方式考察事物存在的性质。
怀特的《元史学》及他的比喻理论便是基于这样一种从隐喻到反讽、从逻辑到诗学的连续统。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诉诸连续性以阐释认识和思维变换的认识和思维而言，历史真实是不是可能在真理的符合论、融贯论和建构论之外，寻求一种新的理解呢？
怀特曾经说过，隐喻是真理之源。我们不妨根据怀特对真理与历史真实的描述将他的真理论称为真理的比喻论。
我们已经注意到，怀特始终立足于当代语言哲学的成就来思考历史哲学问题，对于历史真实的考虑也是如此。他指出，“如果真理以陈述、言辞的方式呈现自身，那么言辞的形式和它的内容同样重要。”以往在历史学领域中，史学家们关注的是内容即具体史实是否真实，很少探讨某个历史文本在整体上的真实性。然而，具体细节的真实并不能保证历史叙事整体的真实，这一点托波尔斯基已有论证，他认为历史的真实性还根源于历史叙事中理论层次的真实性。怀特所指的形式层面恰似托波尔斯基强调的理论层次。因为历史叙事是语言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如果说传统史学家追求的是史实的真实，即内容的真实或字面的真实，那么，修辞或比喻这一类语言的形式因素无疑被忽略了，以它为核心的应当是一种史学的真实，即形式的真实或比喻的真实。
从怀特的表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20世纪语言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真理的比喻论主要针对的是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及其结构，它关注的重点是文本的形式。
怀特没有太多地纠缠于史实的真实性，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在意历史学家辛勤考证而寻求的具体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或者说要将内容的真实从此排除在历史哲学讨论之外，而是因为他认为传统认识论的真理观能够恰当地说明史实的真实性问题，因此无须过多重复；相反，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的真实性却被人们忽略已久，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普遍读者面对的历史往往是以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出现并被接受的。怀特告诉我们：“历史不仅仅与众事件相关，它还与会被证明为轮廓的这些事件之间可能的关系组相关。”[44]此时，对历史真实的思考无疑应当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单一事件的真实，二是诸事件之间关系组构成的真实。如果置于语言学的语境中表述，与前者相关的是语句的真实，后者则涉及历史文本结构或形式的真实。前者因为一直在史学家的实践中得到自觉地体现而毋须赘言，后者则需要进一步说明。在结构主义者怀特看来，事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历史文本的框架结构，但这种关系却并非内在于事件本身，而是“存在于思考它们的历史学家的头脑中”，由此可见，在历史文本的层面，历史真实将与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相关。当然，沟通二者的桥梁乃是语言。怀特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运用科学拥有的那种技术性术语，“历史学家特别用来编码、传递和交流的工具是日常习得的言语。这意味着，比喻性语言技巧是他为资料赋予意义、使陌生变得熟悉，以及使神秘的过去变得可以理解的仅有的工具。”这样的叙述表明，历史文本的真实归根到底必须与历史学家运用的比喻性语言建立起某种关系才能获得保证。
然而，比喻性语言中蕴含的是修辞性要素，即语言表现的形式要素。人们在谈论历史文本时，习惯说的是“真实的内容”，那么，怀特关注叙事性，即历史表现的形式方面，这是不是要寻求那种“真实的形式”或形式的真实？换句话说，如果史学家是根据自己的语言风格来使用比喻性语言，它会对历史文本的真实性产生影响吗？针对这样的疑虑，怀特首先要做的是摆脱人们因为思维惯性而运用在历史文本层面的那种符合论真理观，他指出，形式不再是真实内容的外部特征，相反，形式的差异将直接改变内容的内涵，因此，怀特指出历史表现的形式是内容本身的一部分。不过我们也须注意，他所谈及的形式与内容是指历史文本的形式和内容，而传统历史认识中意指的那种“真实的内容”被怀特所用的“实在”一词替代，成为某种“物自体”，并再次表现出怀特思想中的康德因素。这样，怀特就可以在历史叙事与表现的范畴下讨论历史真实，在史学层面上彻底抛弃符合论真理观。
当叙述历史之时，历史学家预构了历史领域，并赋予它某种组织结构、话语形式或编码方式，倘若意义将由历史文本的整体结构决定，那么，这种预构行为实际上也就确定了其史学实践的意义指向，构成历史叙事的形式与内容都成了确定文本意义的对等要素，这样，传统认识论之中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完全对立也就消失了，真实性将不再只与内容直接相关，它和形式也只存在一种间接的联系，而意义是形式、内容与真实性之间的桥梁。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怀特将真实性与意义相关联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史学领域的一种延伸，这一点可以通过怀特对“理论”的讨论加以说明。《元史学》已经证明，任何一部历史著述之中都包含了某种理论，并且，由于它本身是语言的产物而必然蕴含了比喻的特征。这样的话，运用不同的理论或修辞风格的史学家若叙述某一特定历史现象，他们呈现出来的“历史实在”具有的多样性是否会使历史表现落入相对主义之中呢？怀特承认，“在对每一种历史现象的表现之中，都存在一种不可消除的相对性。表现的相对性是用来描述并因而将过去的事件当作可能的解释和理解对象加以建构的语言的功能。”[47]认识到表现的相对性是语言的功能，而过去的事件是语言建构的结果，这就说明了，要想在历史表现的层次上消除相对主义而追求某种外在于语言的绝对真实是不现实的；同时，它也意味着，要想在历史认识论之中避免相对主义也不可能。事实上，只有在生活与实践之中，在行动之中，我们才可能正视不同理论导致的相对主义历史认识，并通过伦理和价值抉择扬弃相对主义。
怀特指出，没有理论，就没有活跃的思想，然而“理论有好坏之分，好的理论导致在道德上负责任的思想，坏的理论则使我们远离这种思想”，“恰当地用来评价某种理论的唯一标准是它在促成某种特定的伦理、道德或政治类型的目的、目标或结果时的效用。”以是否有效地产生负有道德责任的思想作为评价某种理论的好坏，这已经不属于史学认识的范畴。理论的好坏在于它带来的道德价值的高低和效用的大小，在于它对现实生活是否具有意义，判断它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如此理解的话，在人们已经不再追随符合论真理观的情况下，当他们面对不同理论主导的风格各异的历史表现时，能够导致在道德上负责任的思想的理论便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将是真实的理论，而如果理论在历史文本中是一种形式因素的话，我们也就可以说该文本获得了形式的真实性。怀特将历史表现层面上的真实性标准与意义相关联，进而由它在生活中为读者带来的效用所决定，这无疑延续了实用主义哲学的传统。当人们问及好的理论要符合谁的利益时，怀特的回答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并以此为最终目的，以区别他的同代人罗蒂的那种带着种族中心主义的实用主义。
怀特限定在历史表现的层面讨论历史真实问题，最终通过表现的理论或形式在历史真实与日常生活的伦理道德标准之间建立起联系。尽管历史表现总是对过去实在的模拟，但它并不追求获得实在本身，而是力图使历史文本在现实中实现最大的效用。在这样的根本目的之下，如果史学家的历史表现过程是指在保持史实真实的前提下对它们进行编码，以追求历史文本最广泛的效用，那么，提供什么样的编码规则或形式组织原则就将是历史表现的关键。显然，这种形式原则必然由表现历史实在的语言提供，并且由比喻性言语担负起这一职责，然而，正是因为比喻性言语的运用，我们表现的过去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想象的结果。
要让现代史家理解比喻与想象之间的关系不难，而要他们接受在历史与想象之间存在一致性通常会被看成是对历史学的背叛，因为历史总是以其真实表征，而真实与想象在传统认识论中总是对立的概念。怀特面对的批评大多有类于此。然而，怀特却始终致力于确定这种一致性，他认为，运用比喻性语言表述的实在其实就是一种想象，实在与想象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意指为实在的总是想象的东西。由于实在是不能直接理解的，它只有通过想象的方式才能接近。这便是为什么隐喻理论如此重要。”如果说是想象创造历史，那么这个命题的前提是，历史不是单纯的史实，而是语言构成的历史文本所表现的东西。怀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想象与历史的一致性，因此，想象乃是我们认识历史的途径。怀特指出，“我们只有通过与想象对照或者将它比作想象才能认识事实（the actual）。”
怀特的论述已经表明想象在历史表现的过程中无处不在。史学家在为了表现历史而预构历史领域时，预构是一种想象的行为；史学家在运用比喻描绘一幅由存在着辩证张力的不同要素构成的一致性图画时，比喻中包括了想象的色彩；史学家在为读者展示过去时，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想象创造出那种他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因此，历史与想象须臾不可分离，它总是想象的创造，如果我们仍然主张历史必须以真实为其根本特征，那么真实决不是与实在的吻合，而是指想象恰当地构造了一种心理上的历史性存在，使人们认为它是真实的。这也是为什么怀特对历史存在心理学有着盎然兴趣的缘由。
鉴于实在的表现总是一种想象的东西，而想象惟有通过语言，尤其是比喻来进行组织、表现和传递，认为比喻实在论乃是怀特历史哲学的内核应是恰当的。历史表现既是运用比喻进行编码呈现新的历史实在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旧的历史文本呈现的历史实在进行解码的过程，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传统对立将通过编码、解码在历史表现的实践中消除，一切能够获得实现“人类利益”这一效果的历史表现都将戴上真实的冠冕，而在这个矛盾重重的生活世界，实现普遍的人类利益将有一条漫漫长路要走，因此，追求历史真实的表现与实践也将是这条漫长道路上留下的一个个足印。
希望这段话对你有些帮助.
参考资料：http://www.zisi.net/htm/xzwj/cxwj/2005-11-20-344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