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两汉经学没有背离了先秦儒家学说。
与先秦儒学比较，两汉的经学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其一，经学是汉代的儒学。
其二，经学是神圣化的儒学。
其三，经学士谶纬化的儒学。
其四，经学是通经致用的儒学。
《汉书•董仲舒传》中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等记载。由此可知，董仲舒的思想糅合了多学派思想。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道家的观点，”“以教化为大务”是儒家的观点，“正法度之宜”是法家的思想观点。
两汉经学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
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孔子从平民到“素王”，从生前颠沛流离，到身后万众敬仰，这一切都要从石经说起，从两汉说起，从经学说起，从儒学变成经学说起。
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汉朝基本上继承了秦的政体和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汉惠帝时才废除“挟书律”开始大幅度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门。
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情况，“与民休息”的黄老治术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文景盛世之下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
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人们抛弃礼仪，丢掉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盗贼横行，敢于到大都市抢劫官吏，夺取钱财。儒家主讲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治、守旧因循的主张产生了激烈的思想碰撞。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帝国政治已出现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呈爆发的态势，他不得不采取相应积极的措施应对危机。
公元前140年，武帝采取了一些措施，迎儒家名宿来朝，并仿古制，设明堂辟雍，改历易服，要用儒家思想来修礼仪。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礼》《书》《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善。
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统治治理理论，成为两千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董仲舒是位关键人物。
董仲舒的学说以诠释《公羊春秋》为基础，将先秦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杂糅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家思想理论，使其成为了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
在汉代，经专指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经典，即《诗》《礼》《书》《易》《春秋》《乐》，一般称作六经。一般来说，汉代的经学大师一生都专攻一经，即所谓的白首穷经。
与先秦儒学比较，两汉的经学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其一，经学是汉代的儒学。
其二，经学是神圣化的儒学。
其三，经学士谶纬化的儒学。
其四，经学是通经致用的儒学。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君权来自神授，皇权问题的合理性问题就解决了。经学家正名定分，解决了皇权的合理性问题，迎合了汉王朝的政治需求。
“三纲五常”理论也是汉代经学家的一个重要的创建，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些社会伦理两千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到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经学大师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和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
两汉以来，先秦诸子多湮灭无闻，经学独贵，究其原因，不仅在于经学善于吸收各个学派的营养，还在于各个学派自身也有缺憾。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道家太“糊涂”，道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成了隐士，得其形式的人成了道士。
法家太“明白”，法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成了循吏，得其形式的人成了酷吏。
墨家过于平民化。墨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成了社会批判的先驱，得其形式的人成了快意恩仇的侠客。
阴阳家过于神秘化，阴阳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成了智者，得其形式的人成了方士。
正因为如此，在两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