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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在唐朝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四次,但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一次玄武门之变,也就是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交锋的那一次,虽然在明面上是秦王系势力与太子系势力之间的争斗,幕后的推手则是争权夺利的各路贵族和不愿意放弃手中权力的皇帝李渊。
唐高祖李渊之所以很快就能平定天下,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两个好儿子,一个儿子李世民在外为他征战开疆扩土,一个儿子李建成为他打理后方积攒钱粮,正是因为前线和后方都有杰出的人才,所以李渊才能够在短短七年时间平定天下,这几乎是冷兵器时代中原王朝完成大一统最快的速度了。
俗话说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从战争年代转到和平年代,军队将领手中的权力大大减小,虽然他们的首领李世民由赵公升级成秦王,官职也由尚书令到天策上将,但是这改变不了他们处处被后方的官员们压制,因为李建成的太子储君身份始终压着李世民一头,哪怕他已经是王爵中最贵重的秦王名号,仍然与太子是君臣之别,这是一个巨大的鸿沟。
对于太子一系来说,秦王的天策府一系的人马也是巨大的威胁,他们之中有文有武,有谋臣有猛将,于是在太子与齐王的联手下,对秦王府的一系列打压开始了,房玄龄与杜如晦被明令禁止出入天策府,尉迟敬德被调离地方不日即将上任等等。
其中给李世民打击最大的是刘文静被杀之事,刘文静是李渊起兵时的老臣,不过他始终与秦王李世民交好,也是李世民一系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刘文静这样的功勋老臣都被借故杀害,对李世民一系的打击可想而知,天长日久之后怕是李世民连自己都保不住。
偏偏刘文静是李渊赐死的,这是堂堂正正的招式,对此李世民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化解,虽然他在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但要是造反真没有多少人响应他。
因为大唐实行的是府兵制,所以和平年代李世民能够掌握的军队也就是自己的贴身卫队罢了,甚至都没有一直在后方的太子李建成直接统率的人马多。
就在这关键时刻,太史令傅奕上奏李渊说道:“金星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大怒,于是召李世民进宫责问。
因为李渊与杨广是表兄弟,所以非常害怕自己的儿子中会有一个像杨广的人物,那可是弑父杀兄的主啊!
可是李世民进宫之后,听到李渊的责骂没有辩解,而是对李渊说道:“太子与后宫有染!”
不得不说这也是杨广的一个毛病了,他老人家也纳了隋文帝的妃子为妃,所以隋唐一家亲真不是乱说的。
因为天色已晚,于是李渊令李世民先回去,明日再与太子等人一并当堂对质。
可是对于李世民来说,明天若是不能解决问题,自己可能就再也没有明天了!成败在此一举!
于是李世民回去之后赶紧准备人手,房玄龄和杜如晦通过乔装混进了天策府为李世民制定计划,尉迟敬德也率领亲卫等人参与行动,就连玄武门的守将常何也被李世民收买拉拢,一切就绪只等动手了。
次日清晨李世民携部下在玄武门内设伏,亲自射杀太子李建成,尉迟敬德格杀齐王李元吉,最后以李渊承认李世民为太子而告终。
“玄武门之变”给李唐的皇位争替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从此数百年,血雨腥风一直伴随着唐朝的皇位争夺,而且从李建成一直到肃宗李亨继位之前,唐朝的太子没有一个当上皇帝的。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在理解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前,我们需要知道李世民代表的是功勋武将阶层,而李建成代表的是文官集团。武将觉得不公平因为自己在战场上拼命而缺少朝廷上的话语权,文官觉得武将威胁了自己的权力,此次政变是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事变是李建成发动攻击,李世民被逼迫而出招反击的结果。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个集团是如何爆发冲突的。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突厥再次骚扰唐朝边境,太子李建成觉得剪除李世民羽翼的机会到了,开始发动攻击。李建成以太子监国的身份将李元吉任命为征讨突厥总指挥,又以兵少将寡为由,将李世民的亲信尉迟恭、程知节等调归李元吉指挥。当李世民把这个命令转达给众将领后,会场出奇的安静。因为,当时盛传李元吉打算征突厥的徒中,将李世民的亲信活埋。不知所措之际,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宫中来人请李世民去回话,主要是关于流言“太白入秦分,秦王当天下”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人试图陷害李世民,说他要谋反。究竟是谁要这么做,李世民心知肚明。
伴随着众将领“秦王要小心”的告诫,李世民进入宫中,他已经有了主意。见到李渊后,李世民对流言不做回答而是给李渊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建成、元吉与后妃私通。一顶天大的“绿帽子”扣到了李渊头上,当回想起后妃时常替建成、元吉说情时,他对李世民的话更加深信不疑。愤怒之余,李渊令李建成、李元吉一早进宫解释。李世民内心兴奋不已,他的调虎离山之计成功了。李世民离开皇宫后,找到了自己的亲信,玄武门守卫中郎将常何。征得常何同意后,李世民终于放心了。
转天早上,熟悉的场面上演了,李世民张弓搭箭将李建成射死了,尉迟恭的将士将李元吉射死。准备进行一番质问的李渊,等到了两个孩子死亡的消息,明白了一切,但也晚了。不久后,李渊退位,李世民即位唐太宗。
总之,玄武门之变的爆发,是两个集团冲突的集中体现。文官代表李建成试图消除功勋武将的威胁,却偷鸡不成蚀把米。被逼迫的无路可退的李世民发动了反击,玄武门之变由此爆发。
参考资料:《新唐书》、《资治通鉴》
公元626年7月2日清晨,大唐首都长安城大内皇宫的北宫门一一玄武门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现场刀光剑影,喋血百步,乱箭齐飞,上演了一场兄弟相残的惨剧。关于“玄武门之变”的事实真相,3部官修史书《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均说的是李建成、李元吉嫉贤妒能,多次阴谋加害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实在是他不得已的自卫。
根据记载,就在这起凶杀案的前几天,李世民在隐太子李建成的府上饮酒中毒,后又获悉建成和元吉阴谋刺杀自己,逼迫皇帝李渊退位,以便建成提早接班登基,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通过秦王幕府诸将的讨论,遂决定先下手为强,在玄武门政变,来拯救社稷江山。因此,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原因就是先下手为强,斩杀政敌太子及齐王,保证自己登基为帝。并不是无奈之举,分析如下。
首先,太子没必要刺杀秦王。
在李渊起兵时,李建成所立的功劳并不比李世民少,因其是太子,后来主要坐镇京城,处理朝政。嫡长子,被立为太子,如不出像玄武门这类的意外,铁定是皇位的接班人,再加上建成出色的能力,自然招揽了很多能人异士,如后来唐太宗时的名臣魏征。慢慢秦王就和太子的实力拉开差距了,越来越大,试想,这时候建成有必要多此一举加害兄弟吗?还背个骨肉相残的千古骂名,不值得。
其次,李世民在太子府上饮酒被下毒,那他怎么走出东宫的?
如果当时双方剑拔弩张,李世民怎么会去太子府中赴鸿门宴?就算李建成想要毒死李世民,使用剧毒如鹤顶红、砒霜等等,见血封喉。怎么可能吐点血,两天之后就没事啦,甚至在玄武门满血复活,弯弓跃马?
再次,正当防卫,怎么太子和齐王毫无准备被杀呢?
按现代法律规定,正当防卫必须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就算是无限防卫权也是“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事实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轻松击败并杀死比自己强很多的对手,这就耐人寻味了,连防卫过当也算不上,很有可能是有预谋“谋杀案”。
最后,李元吉真的对李世民射箭了吗?
现在主流说的是在玄武门李元吉情急之下向李世民连射3箭,无一射中。照这样的情况,李世民好像已经满足了正当防卫的充分条件了,因此李世民奋起反击,技术好,运气还不赖,一箭就射死李建成,李世民的手下大将尉迟恭也射死李元吉。试想,李元吉也是征战多年的将军,弓马娴熟,怎么可能连射三箭都不命中,如果这样的技术,那他就很难在战场上生存下来并立不世之功。所以很可能这段情节是史官根据李世民的授意杜撰出来的。
把这起“凶杀案”的前因后果分析下来,李世民迫不得已自卫的结论疑点太多,不攻自破。如果他真的是正当防卫,那怎么又灭太子和齐王满门?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永远的埋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因此,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并不是被逼无奈,而是主动出击,除掉兄弟,登上皇帝宝座的。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玄武门之变”是最著名的一场宫门喋血。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真正的原因可以概括为这十六个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情势所迫,不得不为。
客观而言,我们无法给这场政变作出“正义”或“非正义”的定性,因为这纯属皇室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导致的兄弟相残和子父相煎。
在这样的残酷斗争中,不管哪一方心慈手软,在关键时刻举棋不定,错失良机或者权术智谋差点火候,都将会给自己造成灭顶之灾。
李世民对付父皇、兄弟,像过去他在战场和官场中对付其他劲敌一样,表现了他的刚决果断和权谋心机,使他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矛盾由来已久。
李建成是李渊的长子,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立下不少战功。按照立嫡以长的传统,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继承皇位是当然的事情。当李氏父子建立了唐朝时,他被名正言顺地立为太子。
但与此同时,秦王李世民在推翻亡隋、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建立了远远超过其兄李建成的功业。嗣君不征也是惯例,这使李建成失去许多立功扬名的机会。
相反,李世民打过许多大仗、硬仗,他指挥的一些重大战役对唐王朝的建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使他赢得了声名。其功之高,被李渊封了个“天策上将”的至高名号,位在王公之上。
从心理上说,由建成为储君、继皇位,李世民必然不满意、不服气。“聪明英武,有大志”、不甘心居于人下的李世民必然由感到委屈,进而产生争夺皇位的野心。
另一方面,李世民手下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的文官武将也会产生对李建成执政功高不赏的忧虑,必然鼓动李世民争夺最高统治权。
可想而知,李建成则因功不及秦王,仅以长子身份而居嗣君之位,不能不对李世民生嫉妒和戒备之心。
事实上,李世民的功业声名确实对太子形成了威胁。兄弟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对峙可能从李建成被立为世子、太子时就已经产生。但那时建成与世民功业相当,天下纷争,李氏父子倾全力与群雄角逐,两人的争强较胜心态还处于朦胧潜伏状态。
后来,建成为太子,多留守京都,李世民则多出征应敌。及至李世民先后消灭薛举父子、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击败刘黑阔,两人之间功名高低便越来越拉开了距离,心理上的距离也越拉越大,骨肉亲情逐渐为权利之争所代替。
经过几年的酝酿,到公元622年,兄弟之间的矛盾便表面化、公开化了。这时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已经结束,新兴政权已经稳固,到了分享和争夺胜利果实的时候了。
建成、世民之外,还有一个弟弟李元吉,也有夺位野心。但他既没有建成作为长子继承皇位的合法地位,也没有世民劳苦功高声名远播的优势。
但李元吉有自己的打算。他考虑的是建成和世民哪一个更容易对付,将来能取而代之。李建成性格敦厚,为人较李世民懦弱,李元吉想支持建成巩固其太子地位,杀世民而除对手,伺机为变。
当部下谀称李元吉的名合成一个“唐”字,“终主唐祀”时,李元吉就高兴地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因此他与建成合谋,一起陷害李世民。
武德五年,统一天下的战争刚刚结束,李氏宗室内部的争斗便热闹起来。兄弟三人都培植党羽,私树威名。
李建成一党深惧李世民的威势,因此积极协助李建成树立声望,以与李世民抗衡。
而李渊既不能违背传统废太子,也不忍心贬黜李世民,这就导致了李世民与太子的长期较量。即便从武德五年算起,这场明争暗斗也延续了四年之久。至武德九年,终于酿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局面。
历代史家不乏诟病李渊者,均指责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是他优柔寡断的种种做法所导致的。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李渊着想,作为人君,又为人父,他确有为难之处。高祖曾对李世民说:“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说明他并没有废建成而另立世民的打算。
史书上有不少有关李渊企图改立世民为太子的记载,根据当时的情势,都不可信据。那不过是李世民夺位成功后,他自己及属下为他篡位夺权制造的合法根据。
到了武德九年,李建成与李元吉密谋,定下利用元吉出征饯行的机会杀死李世民,由李元吉在军中坑杀秦府诸将的毒计。
在太子和秦王的斗争中,双方都注意收买对方爪牙作为内线。太子率更丞王垤就是李世民在东宫的一条内线。他把这一重要情况泄露给了秦王。
这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形势迫使李世民及其党羽下定了发动兵变夺位的决心。于是发生了那场生死搏斗,玄武门从此在唐史中具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
李世民也知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但他采取这种非常手段,是由双方实力对比和他所处的地位决定的。
李世民虽功盖天下,但在与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却在不少方面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相对来说,李建成则具有不少优势。
李建成为长子,立为太子名正言顺,而且已久居储君之位,无故不可能有废立之事。传统支配着人们的观念,而观念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这种力量支持着建成,使他不需要采取非常手段,只要按部就班,就能水到渠成地继承皇位。一旦高祖晏驾,大权在握,那政敌李世民就成为俎上肉。
而对李世民来说,虽然李渊在世时他们兄弟之间还能相安无事,但将来必然为人所制。这就是他被动的一面。
在宰相中,裴寂、封德彝支持建成,萧瑀、陈叔达倾向世民。但裴寂居首相地位,是高祖最宠信的大臣。因此在争取皇帝和大臣的支持方面,建成具有优势。
李建成和李世民都努力争取高祖妃嫔的支持,以求获得“内助”。但建成是太子,妃嫔们大都认为他是李渊的法定继承人,都设法巴结他以图高祖去世后能得到优待。
加之建成久居皇宫,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她们,长期以来又一直在极力拉拢收买,因此她们大多支持建成,在高祖面前说建成的好话,而诋毁世民。
最重要的是皇帝李渊倾向建成。
李渊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他的思想行动更多地受传统支配。他对建成兄弟的互不相容是了解的,而他采取的是保守“疗法”。他的愿望是各安其位,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儿子为争夺皇位而失去生命。
考虑到建成是长子,而世民功大,权衡利弊得失,在谁为皇嗣问题上或许也犯过思量,甚至在建成有了过错时,更有过犹豫,一度产生过改立世民的念头,向世民有过表示。但他最终的决心还是维持建成的继承权。
不管怎么说,高祖以建成为太子之意既决,发展下去,世民的处境就越来越不利。双方都意识到可能有一天兄弟将兵戎相见,因此东宫和王府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这不能不说是皇帝李渊的一个失误。
对于李世民来说,既然谋取皇位缺乏正当途径,既然两军对垒难以取胜,既然任事态发展等于坐以待毙,他只能采取非常手段。这样做难免不为人诟病是弑兄逼父,但总比束手就擒、为人鱼肉的下场要好。
总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真正原因可以概括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情势所迫,不得不为”这十六个字,在很大程度上被逼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