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清军西征，击败了盘踞新疆多年的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收复了全疆。在此期间，清廷因为数万大军的后勤补给号召内地人支边。被贫苦生活逼上绝路的杨柳青人纷纷响应。杨柳青人肩挑货担，跟随左宗棠的进疆大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艰难历程。
这一批批饱受灾难的杨柳青人没有想到，此举居然在古今中外的商贸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这些杨柳青人因经常追随部队大营不断迁移，且处于西北边疆，因此被称之为“赶西大营”。最初随部队赶大营进入新疆的杨柳青人，紧密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克复南北疆16座大城，收复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他们出生入死，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援，为收复祖国西北边疆立下了赫赫功勋。很多人甚至为此英勇捐躯，成为客死异乡的无名忠骨。
他们的货郎担里贩售的物品有毛巾，肥皂、布袜、腿带、针线、茶、烟、糖、辣椒、常用药等等，就是这些不被人注意的“针头线脑”连接上了天津与新疆的一条血脉。杨柳青人就是靠这样一点一滴的积淀使天津人的精神、天津人的语言，甚至天津人的味道遍布新疆天山南北。
“赶大营”带动了沿线陕、甘、晋、绥等地的经济发展。战事停止后，后续的杨柳青人进疆谋生就称“上西大营”或“跑西大营”。“赶西大营”简称“赶大营”，“上西大营”或“跑西大营”则是“赶大营”的继续和延伸。进疆“赶大营”的人，则被称作“大营客”。
光绪三年（1877）清军收复全疆时，随军的杨柳青商贩逐渐形成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的“天津商帮”，即俗称的“天津帮”或“津帮”。老家杨柳青或京津一带，则称他们为“新疆帮”。
“津帮”当时翘居“新疆八帮”之首，其他或先或后进入新疆的燕、晋、鄂、湘、豫、秦、陇各帮，均未形成足以与津帮相抗衡的财势和社会影响。津帮商人不像山西人那样以四海经商见长。不过，天津有海港作为大宗进出口贸易的依托，在西北的津商竟然会“压倒”了“海内最富”的晋商。
津帮在新疆商业史上开创了众多第一，其数量至今难于统计，成为新疆商业发展的奠基者。《新疆图志》记载称，新疆商业“津人植基最先，分枝遍及南北疆”。
光绪十年(1884)新疆设省之后，新疆各城纷纷倡建商会，首建商会的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今伊犁地区)、古城子(今奇台)三城，是津帮聚集的中心，因此商会中津帮占有绝对优势，会长一职几乎全为津帮包办，使商会成为实质上的津帮社团。遥想当年，随军的杨柳青商贩遍布新疆各大中小城镇，形成“三千货郎满天山”的局面。
“大营客”的这些经商经历已被茅盾先生写进了《新疆风土杂记》之中。他们“一挑之货，几次转易，利即数倍”，“其魅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变为坐庄”。
杨柳青人经历了多年的随军贩售和摆摊经营，多数人都积累了充裕的资金，一般都有上千两银子。于是他们便在各地效仿京津的铺面形式，取个吉祥上口的店名，挂上招牌匾额，改为“坐商”。
杨柳青人之所以能跃居八帮之首，除了能够吃苦耐劳以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一套严格的经营理念。津帮非常讲究经营以外的东西，比如按照儒家道德规范来经商。做生意最讲究诚信，无诚不信，无信不立，所以津帮将诚信作为立身之本。坚持“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利为义”，“仁心为质”，因此他们能够在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
津帮虽然远居边陲，但非常注重自身形象，店员衣着整齐统一，同时崇尚和气生财，待客十分礼貌，捆扎货物很讲究技巧。津帮店铺还十分注意店堂与门脸的布置点缀。店堂除栏门柜、账桌、货架等陈设外，柜外边摆放茶几和座位，或设春凳以备顾客休息。
迪化（今乌鲁木齐）是“天津商帮”的发祥地。由于战乱，城市内地旷人稀，入城者可以择地建房，以安文忠为首的杨柳青人便在“大十字路”开始了他们“坐商”的生涯。使这里成为迪化最繁华的地区，被称为“小杨柳青”。今天乌鲁木齐的“大十字”仍是商铺林立的兴旺之地。
杨柳青人进行的一系列商贸和垦殖活动，为巩固和发展边疆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汉、维、回、哈、蒙等各族群众互相关心爱护，在民族团结史上写下了许多佳话。
新疆教育界的人才也有许多来自天津，例如主管新疆全省学务的首任提学使杜彤、省视学（督导各地学校）周警言，都是杨柳青人。迪化（乌鲁木齐）学务公所科长金育才是“天津西沽大学优等毕业生，科学造诣精深”。
天津商帮到宣统二年（1910年）“王高升纵火案”受到重创，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交通受阻和货源断绝而转向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