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与感情
中央电视台，实在是偶的精神支柱之一。前些年提出的主旋律之说，是很有道理的。人是需要精神的，需要有精神生活的。哪怕是最贫瘠的地区，物质生活最匮乏的人群，最简单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全都需要精神生活，决不可能没有一点精神生活。更不用说，富足之后了。偶有时就想，中国人由于没有宗教信仰（更准确一些说，是没有世界上其他地区和人群那种纯粹的精神性质的宗教信仰，而且在亚洲受到中国儒文化影响的地域内似乎情况基本都是如此），因此很可能我们这些人在内心的精神活动时天生地缺乏一种对纯精神事物的兴趣，由此也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缺乏一种精神上的崇高感、神圣感。因为，中国人受到的文化熏陶，自小是人伦文化，是人际关系守则文化，是道德文化，社会准则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人对人自身的关注（这还不是说对完全的个体人的关注，而是说最高文化思考只停留在人的层面，不关注人之外的世界，更不关心虚无的世界），进而对家族利益的关注，再进而即变成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因为人的生活需要）。所以，在中国，在一般人来说，每个人说起自己的最高理想，无不是物质利益。更高一些的人，也不过就是在此基础上加强个人的道德学识修养。这也就是儒学思想的最高境界，辅佐君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做不到圣人，做不成官员，那就修身养性，颐养天年，得道升仙，长命百岁。这虽然豁达，虽然有一种出世情怀，但总的说还是把眼光和注意力，把人生的价值观集中在人本身，集中在人的肉体和物质生活上面。道理上说，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哲学体系，也不是没有优点和好处。毕竟，人作为物质化生命，生存本来就是第一要务。不过，从思维的构成和特性来看，这种思维体系确实是缺少了一种纯粹的精神性质。由此，又造成在人的情感方面，天然地缺乏一种对崇高性质的事物的景仰感，缺乏一种对神圣性质的事物崇敬感和追求心。这可能是我民族一种性格情感结构的天生缺陷。这一点，如果没有比较的话，如果没有和其他信仰宗教的民族有相互比较的话，也不容易感觉到它是缺点。可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有了比较，就不时地让人会产生这种印象。应当说，以前中国的教育，多数是从儒学的圣人之教来教导国人的。这是完全的世俗化人性教育，忠孝节义，礼仪廉耻等，基本都是行为准则，社会规范。虽然按照圣人教诲，要奉行内心向善，这是没错的。可是向善，本质仍然是人性，社会性，物质性。而且，中国人的感情世界，基础和内容都完全是人本身。就是基于那种每个人都是父母生养的，因此亲情的感情是天生的，也是天生的善的观念出发形成的感情世界。只要在家内做到父慈母爱，孝敬父母，兄弟姐妹等互敬友爱，就可以安家安邦。又由于“人心都是肉长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环境和感情，那么推己及人，全社会就可以都做到这一点。再由家中的孝悌达致对国家的忠君，天下就太平安乐，人人幸福。应当说，这个思维也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但是，很明显，这里面没有对自然界的思考和感情，更没有对精神本身的尊崇和追求。因此，偶觉得，似乎反倒是到了新中国以后，我们社会才有些真正的理想化和精神性质的教育。偶甚至怀疑，是不是直到这个时期，我们中国人才真正开始接受了一种具有内在的神圣性质的思想观念的渗透和情感方面的熏陶。是不是直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才开始比较普遍地接受一种带有相对较多的纯粹精神性质的文化和思维的影响。其实，本来共产党自身组织和信仰，从她的发源地来说，显然带有较强的理想化色彩。但是，她在苏俄的实现，就开始带有比较明显的现实性质了。中国人重实务，做到了把这种理想化很强的文化，接受过来使之变成社会现实。但是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的推动下，革命成功之后，还是能够继续带着一种比较专注人的精神方面的性质继续发展。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我国大陆地区的主导意识形态，会很专心于精神方面的建设（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原因，是否也会与此有些关联呢）。当然，这样的趋势，后来因为社会政策的失策和物质生活的不足，加上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施行了一段时间后，又被社会打断了它的发展势头。不过，偶想，这个问题，最低限度在文化层面上，还是要肯定这种强调人的精神属性的意义和作用。举个例子，台湾省的教育，很纯粹的中国化，很典型的传统文化。但是，从现在看，台湾地区的50多年的教育，可是说也很失败。因为那种完全用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人文方面，不包括科技）教育出来的人群，其实更加不谙世事，更加物欲化，更加盲目接受西方观念，却又达不到西方那种纯正的精神追求及其文化心理。而是变成为一种依赖西方科技水平，完全享受物欲化生活的精神观念性质。因为，那种脱离人的精神的传统文化，不能保证人在新的世界和生活中去提高符合新时代的精神生活，于是就变成完全物质化的一代。这种人群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严重的说，可能甚至还不如旧封建时代的士大夫等文化人群。所以说起来，今天中国大陆地区的人们理性化程度要比台湾省高，精神需求的层面要比台湾省强，与共产党的精神化教育很可能是有密切联系的。不过，话也说回来，共产党过去的精神崇高性教育，也有不足地方。主要是内容也是因为传统的文化因素影响，就是这种精神教育仍然局限在人的自身，主要是民族精神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包括民族历史自豪感、近代民族反侵略和革命人物的英雄崇拜等精神元素）。这本身没错，是很好的，在历史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今后还要保持下去和加强与改善。说它不足，一个是渐渐与时代有些脱节。那个时期的英雄，是时代产物，教育那个时代的人是很有效的，很有说服力的。因为大家是同样的人，同样的情感，“人心换人心”，就很容易打动人。不过，现在时代生活和感情不同了，要现在人们理解那时的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就不如那时那么容易。虽然，也可以把今天先进英雄事迹人物加进来这个群体，这样做很需要，也有不少成功例证。但是仅此肯定还是不够的。道理还就是人的原因。人很复杂，先进的人物，不一定就会感动所有人，甚至于有的时候因为宣传和学习活动还会起到反作用。是人就会有缺点，把人宣传太好了，就会让人觉得不真实，甚至抵触和反感。而这个情况，往深里说，又是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对崇高精神的天生敬仰心有着直接关系。再一个原因，这种教育和宣传，无论怎么说，总都是带有一些政治色彩（比如就很少见到宣传先进人物是一个完全的农民或者个体户甚至大民营企业家的情况）。这样，因为人物的社会属性和身份等人之间的差异，就会造成这些先进人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感情世界与社会不同群体间的主观性隔阂，不但影响社会效果，也不容易打动人心，很难给人们一种真正的灵魂深处的感动，更不能通过这个方法培养出一种人对精神世界本身的崇敬心理。所以，凡是宣传人，多少都不能让他过于完善，而且无论是多么好的人，也总是不能与所有的社会人群都产生亲近感，因为总会有一些因为人本身的差异和社会因素方面的原因而与所宣传的之间存在着人性方面的距离和感情上的隔阂。因此这样的宣传，只能一时感动一下人的感情和心态，肯定不能长久地呼唤人的灵魂深处真正的崇高思想和神圣心理。而这些自身本来就具有的憧憬崇高、仰慕神圣的纯洁情感，这种精神性质的思想感情活动和由它们长期积淀形成的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与生俱来的天长地久的那种稳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世界，在西方，基本是依靠宗教思想感情的教育和熏陶来实现的。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说，缺乏的就是这个。我们缺乏的，就是缺乏自身民族文化中的这种精神化的传统和特性。不但我们传统文化中缺乏这个内容和特性，甚至连如何建设这种性质的文化方式都难找到，在传统文化中都不多。所以，对这个问题，依偶看，单纯靠以前那种政治教育方式和完全的先进人物事迹的内容，是很难甚至就是不可能达到的。为此，我们可能要靠长期的文化建设来慢慢解决它，也要依靠全社会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而在其中，偶感到，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西方社会中一切有意义有价值的形式和养分。而这其中，在目前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化。
偶以为，不管这个加强民族思维精神化的任务多么长久和艰巨。在目前看，最现实最主要也是最主要的做法，就是文化的播撒和熏染。这个绝对重要。可以说，中国人、中华文化在当今时代的心性改善，在将来的意识形态发展前景，都与此息息相关。中国文化中，有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和世俗风格。所以，不能靠着这个方向的文化形式做到改善国人的精神特性的任务，至少是不能主要依靠它。那么，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找那种能够引导人们精神按照纯粹化性质发展的文化品种。这种最能够让人生发出内心纯粹的神圣感的文化形式。偶认为，应当是音乐。音乐是所有文化形式中，最纯粹的精神文化形式，最纯粹的精神活动方式。同时，又是最直接的情感活动形式。这里说的音乐，是侠义的音乐，不包括歌曲，特别是不包括流行歌曲。偶一直感到，流行歌曲是最能够抒发感情的音乐形式，是最大众化的音乐品种，很重要，也需要发达。不过，它只能抒发具体情感，虽然也有陶冶音乐素养的作用，有教化社会风气的作用，有引导感情的作用。可是要说到前面那种养成民族对崇高性的心理崇敬和精神景仰，那就不可能依靠流行歌曲。这样说，倒不是因为流行歌曲的品味和歌风等问题，而是因为歌曲由于有歌词，加上旋律的限定化，它必然把歌曲的音乐性质，导引到人们的现实生活方面去了，导引倒具体的感情需求目标上去了。这样，就又回到人伦性质的文化属性上去，就不可能培养出那种对纯粹心灵的体验和寻求愿望。只能用比较空灵的音乐，才能达到这种目的。这些音乐作品，当然包括所有没有具体的明确的含义指向的奏乐。但在这其中，又以协奏和交响乐的效果为最。只有较大规模的各种乐器协奏，最高形式是交响乐。才能够最充分的解放人的思想感情，最广阔的打开人们的精神想象之门，让灵魂彻底展开翅膀，飞向那广裘无垠的时空。只有在这个时刻，在这种形式下，才能够帮助人们，特别是帮助中国人逐渐形成一种完全是精纯无暇的空灵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的思想感情就会逐渐发生变化，逐渐产生一种被崇高精神和情感打动的震醒和灵性，慢慢产生一种会被纯粹的精神和情感打动的思想感情。（
中央电视台，实在是偶的精神支柱之一。前些年提出的主旋律之说，是很有道理的。人是需要精神的，需要有精神生活的。哪怕是最贫瘠的地区，物质生活最匮乏的人群，最简单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全都需要精神生活，决不可能没有一点精神生活。更不用说，富足之后了。偶有时就想，中国人由于没有宗教信仰（更准确一些说，是没有世界上其他地区和人群那种纯粹的精神性质的宗教信仰，而且在亚洲受到中国儒文化影响的地域内似乎情况基本都是如此），因此很可能我们这些人在内心的精神活动时天生地缺乏一种对纯精神事物的兴趣，由此也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缺乏一种精神上的崇高感、神圣感。因为，中国人受到的文化熏陶，自小是人伦文化，是人际关系守则文化，是道德文化，社会准则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人对人自身的关注（这还不是说对完全的个体人的关注，而是说最高文化思考只停留在人的层面，不关注人之外的世界，更不关心虚无的世界），进而对家族利益的关注，再进而即变成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因为人的生活需要）。所以，在中国，在一般人来说，每个人说起自己的最高理想，无不是物质利益。更高一些的人，也不过就是在此基础上加强个人的道德学识修养。这也就是儒学思想的最高境界，辅佐君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做不到圣人，做不成官员，那就修身养性，颐养天年，得道升仙，长命百岁。这虽然豁达，虽然有一种出世情怀，但总的说还是把眼光和注意力，把人生的价值观集中在人本身，集中在人的肉体和物质生活上面。道理上说，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哲学体系，也不是没有优点和好处。毕竟，人作为物质化生命，生存本来就是第一要务。不过，从思维的构成和特性来看，这种思维体系确实是缺少了一种纯粹的精神性质。由此，又造成在人的情感方面，天然地缺乏一种对崇高性质的事物的景仰感，缺乏一种对神圣性质的事物崇敬感和追求心。这可能是我民族一种性格情感结构的天生缺陷。这一点，如果没有比较的话，如果没有和其他信仰宗教的民族有相互比较的话，也不容易感觉到它是缺点。可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有了比较，就不时地让人会产生这种印象。应当说，以前中国的教育，多数是从儒学的圣人之教来教导国人的。这是完全的世俗化人性教育，忠孝节义，礼仪廉耻等，基本都是行为准则，社会规范。虽然按照圣人教诲，要奉行内心向善，这是没错的。可是向善，本质仍然是人性，社会性，物质性。而且，中国人的感情世界，基础和内容都完全是人本身。就是基于那种每个人都是父母生养的，因此亲情的感情是天生的，也是天生的善的观念出发形成的感情世界。只要在家内做到父慈母爱，孝敬父母，兄弟姐妹等互敬友爱，就可以安家安邦。又由于“人心都是肉长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环境和感情，那么推己及人，全社会就可以都做到这一点。再由家中的孝悌达致对国家的忠君，天下就太平安乐，人人幸福。应当说，这个思维也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但是，很明显，这里面没有对自然界的思考和感情，更没有对精神本身的尊崇和追求。因此，偶觉得，似乎反倒是到了新中国以后，我们社会才有些真正的理想化和精神性质的教育。偶甚至怀疑，是不是直到这个时期，我们中国人才真正开始接受了一种具有内在的神圣性质的思想观念的渗透和情感方面的熏陶。是不是直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才开始比较普遍地接受一种带有相对较多的纯粹精神性质的文化和思维的影响。其实，本来共产党自身组织和信仰，从她的发源地来说，显然带有较强的理想化色彩。但是，她在苏俄的实现，就开始带有比较明显的现实性质了。中国人重实务，做到了把这种理想化很强的文化，接受过来使之变成社会现实。但是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的推动下，革命成功之后，还是能够继续带着一种比较专注人的精神方面的性质继续发展。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我国大陆地区的主导意识形态，会很专心于精神方面的建设（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原因，是否也会与此有些关联呢）。当然，这样的趋势，后来因为社会政策的失策和物质生活的不足，加上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施行了一段时间后，又被社会打断了它的发展势头。不过，偶想，这个问题，最低限度在文化层面上，还是要肯定这种强调人的精神属性的意义和作用。举个例子，台湾省的教育，很纯粹的中国化，很典型的传统文化。但是，从现在看，台湾地区的50多年的教育，可是说也很失败。因为那种完全用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人文方面，不包括科技）教育出来的人群，其实更加不谙世事，更加物欲化，更加盲目接受西方观念，却又达不到西方那种纯正的精神追求及其文化心理。而是变成为一种依赖西方科技水平，完全享受物欲化生活的精神观念性质。因为，那种脱离人的精神的传统文化，不能保证人在新的世界和生活中去提高符合新时代的精神生活，于是就变成完全物质化的一代。这种人群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严重的说，可能甚至还不如旧封建时代的士大夫等文化人群。所以说起来，今天中国大陆地区的人们理性化程度要比台湾省高，精神需求的层面要比台湾省强，与共产党的精神化教育很可能是有密切联系的。不过，话也说回来，共产党过去的精神崇高性教育，也有不足地方。主要是内容也是因为传统的文化因素影响，就是这种精神教育仍然局限在人的自身，主要是民族精神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包括民族历史自豪感、近代民族反侵略和革命人物的英雄崇拜等精神元素）。这本身没错，是很好的，在历史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今后还要保持下去和加强与改善。说它不足，一个是渐渐与时代有些脱节。那个时期的英雄，是时代产物，教育那个时代的人是很有效的，很有说服力的。因为大家是同样的人，同样的情感，“人心换人心”，就很容易打动人。不过，现在时代生活和感情不同了，要现在人们理解那时的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就不如那时那么容易。虽然，也可以把今天先进英雄事迹人物加进来这个群体，这样做很需要，也有不少成功例证。但是仅此肯定还是不够的。道理还就是人的原因。人很复杂，先进的人物，不一定就会感动所有人，甚至于有的时候因为宣传和学习活动还会起到反作用。是人就会有缺点，把人宣传太好了，就会让人觉得不真实，甚至抵触和反感。而这个情况，往深里说，又是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对崇高精神的天生敬仰心有着直接关系。再一个原因，这种教育和宣传，无论怎么说，总都是带有一些政治色彩（比如就很少见到宣传先进人物是一个完全的农民或者个体户甚至大民营企业家的情况）。这样，因为人物的社会属性和身份等人之间的差异，就会造成这些先进人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感情世界与社会不同群体间的主观性隔阂，不但影响社会效果，也不容易打动人心，很难给人们一种真正的灵魂深处的感动，更不能通过这个方法培养出一种人对精神世界本身的崇敬心理。所以，凡是宣传人，多少都不能让他过于完善，而且无论是多么好的人，也总是不能与所有的社会人群都产生亲近感，因为总会有一些因为人本身的差异和社会因素方面的原因而与所宣传的之间存在着人性方面的距离和感情上的隔阂。因此这样的宣传，只能一时感动一下人的感情和心态，肯定不能长久地呼唤人的灵魂深处真正的崇高思想和神圣心理。而这些自身本来就具有的憧憬崇高、仰慕神圣的纯洁情感，这种精神性质的思想感情活动和由它们长期积淀形成的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与生俱来的天长地久的那种稳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世界，在西方，基本是依靠宗教思想感情的教育和熏陶来实现的。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说，缺乏的就是这个。我们缺乏的，就是缺乏自身民族文化中的这种精神化的传统和特性。不但我们传统文化中缺乏这个内容和特性，甚至连如何建设这种性质的文化方式都难找到，在传统文化中都不多。所以，对这个问题，依偶看，单纯靠以前那种政治教育方式和完全的先进人物事迹的内容，是很难甚至就是不可能达到的。为此，我们可能要靠长期的文化建设来慢慢解决它，也要依靠全社会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而在其中，偶感到，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西方社会中一切有意义有价值的形式和养分。而这其中，在目前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化。
偶以为，不管这个加强民族思维精神化的任务多么长久和艰巨。在目前看，最现实最主要也是最主要的做法，就是文化的播撒和熏染。这个绝对重要。可以说，中国人、中华文化在当今时代的心性改善，在将来的意识形态发展前景，都与此息息相关。中国文化中，有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和世俗风格。所以，不能靠着这个方向的文化形式做到改善国人的精神特性的任务，至少是不能主要依靠它。那么，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找那种能够引导人们精神按照纯粹化性质发展的文化品种。这种最能够让人生发出内心纯粹的神圣感的文化形式。偶认为，应当是音乐。音乐是所有文化形式中，最纯粹的精神文化形式，最纯粹的精神活动方式。同时，又是最直接的情感活动形式。这里说的音乐，是侠义的音乐，不包括歌曲，特别是不包括流行歌曲。偶一直感到，流行歌曲是最能够抒发感情的音乐形式，是最大众化的音乐品种，很重要，也需要发达。不过，它只能抒发具体情感，虽然也有陶冶音乐素养的作用，有教化社会风气的作用，有引导感情的作用。可是要说到前面那种养成民族对崇高性的心理崇敬和精神景仰，那就不可能依靠流行歌曲。这样说，倒不是因为流行歌曲的品味和歌风等问题，而是因为歌曲由于有歌词，加上旋律的限定化，它必然把歌曲的音乐性质，导引到人们的现实生活方面去了，导引倒具体的感情需求目标上去了。这样，就又回到人伦性质的文化属性上去，就不可能培养出那种对纯粹心灵的体验和寻求愿望。只能用比较空灵的音乐，才能达到这种目的。这些音乐作品，当然包括所有没有具体的明确的含义指向的奏乐。但在这其中，又以协奏和交响乐的效果为最。只有较大规模的各种乐器协奏，最高形式是交响乐。才能够最充分的解放人的思想感情，最广阔的打开人们的精神想象之门，让灵魂彻底展开翅膀，飞向那广裘无垠的时空。只有在这个时刻，在这种形式下，才能够帮助人们，特别是帮助中国人逐渐形成一种完全是精纯无暇的空灵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的思想感情就会逐渐发生变化，逐渐产生一种被崇高精神和情感打动的震醒和灵性，慢慢产生一种会被纯粹的精神和情感打动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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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3-05-10
第2个回答 2006-10-22
声无哀乐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一部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具有鲜明思想特点的代表性论着。其内容与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以及儒家的“礼乐”和“教化”思想可谓针锋相对。全文共问难八次，答难亦八次，是以一种论辩形式展开的，即以“秦客”问难，“东野主人”答难。“东野主人”所表述的“心之与声，明为二物”思想，实际上是嵇康本人的思想体现，即情感和音乐（或音声），是两个相互并无关联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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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无哀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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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问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若有嘉训，请闻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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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应之曰：斯义久滞，莫肯拯救。故令历世滥于名实。今蒙启导，将言其一隅焉。幅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钟。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因事与名，物有其号，哭谓之哀，歌谓之乐，斯其大较也。然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礼敬之实，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哀切之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自己哉？风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国史明政教之得失，审国风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讽其止，故曰“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乐，哀憎□惧，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传情，区别有属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为称，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于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则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则谓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且季子在鲁，采诗观礼以别风雅，岂徒任声以决赃否哉！又仲尼闻韶，叹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然后叹美耶？今粗明其一端，亦可思过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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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难曰：八方异俗，歌哭万殊，然其哀乐之情不得不见也。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虽托之于他音，寄之于余声，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昔伯牙理琴而钟子知其所志，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鲁人晨哭而颜渊察其生离。夫数子者，岂复假智于常者，借验于曲度哉？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此自然相应，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不能者不以声寡为易，今不可以为遇善听而谓之声无可察之理，见方俗之多变而谓声无哀乐也。又云，贤不宜言爱，愚不宜言憎，然则有贤然后爱生，有愚然后憎起，但不当共其名耳。哀乐之作，亦有由而然，此为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也。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何得名实俱去耶？又云，季子采诗观礼以别风雅，仲尼叹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欤？且师襄奏操而仲尼□文王之容，师涓进曲而子野识亡国之音，宁复讲诗而后下言，习礼然后立评哉？斯皆神妙独见，不待留闻积日，而已综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为美谈。今子以区区之近知，齐所见而为限，无乃诬前贤之识微，负夫子之妙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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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答曰：难云“虽歌哭万殊，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验于曲度”，钟子之徒云云是也。此为心哀者虽谈笑鼓舞，情欢者虽拊膺咨嗟，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诳察者于疑似也，以为就令声音之无常，犹谓当有哀乐耳。又曰：“季子听声以知众国之风，师襄奏操而仲尼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为文王之功德与风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声音。声之轻重，可移于后世，襄娟之巧又能得之于将来。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绝于今日，何独数事哉？若此果然也，则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数，不可杂以他变，操以余声也，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钟子之触类，于是乎踬矣。若音声之无常，钟子之触类，其果然耶？则仲尼之识微，季札之善听，固亦诬矣。此皆俗儒妄记，欲神其事而追为耳。欲令天下惑声音之道，不言理自。尽此而推，使神妙难知，恨不遇奇听于当时，慕古人而叹息，斯所以大罔后生也。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道，理已足，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耳。又难云：“哀乐之作，由爱憎之由贤愚，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矣。”夫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故前论以明其无常，今复假此谈以正名号耳。不谓哀乐发于声音，如爱憎之生于贤愚也。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犹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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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难曰：夫观气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较然可见，故吾子不疑。夫声音，气之激者也，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同见役于一身，何独于声便当疑耶？夫喜怒章于色诊，哀乐亦宜形于声音，声音自当有哀乐，但暗者不能识之。至钟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今蒙瞽面墙而不悟，离娄照秋毫于百寻，以此言之，则明暗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离娄之察，执中庸之听而猜钟子之聪，皆谓古人为妄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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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答曰：难云：“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哀乐之情必形于声音，，钟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必若所言，则浊质之饱，首阳之饥，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只，千变百态，使各发一咏之歌，同启数弹之微，则钟子之徒各审其情矣。尔为听声音者不以寡众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为异。同出一身者，斯于识之也；设使从下出，则子野之徒，亦当复操律鸣管以考其音，知南风之盛衰，别雅郑之淫正也？夫食辛之与甚噱，熏目之与哀泣，同用出泪，使易牙尝之，必不言乐泪甜而哀泪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汁，踧笮便出，无主于哀乐，犹簁酒之囊漉，虽笮具不同而酒味不变也。声俱一体之所出，何独当含哀乐之理耶？且夫咸池、六茎、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乐，所以动天地感鬼神者也。金必云声音莫不象其体而传其心，此必为至乐不可托之于瞽史，必须贤人理其管弦，尔乃雅音得全也。顺命夔击石拊石，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乐虽待圣人而作，不必圣人自执也。何者？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夫纤毫自有形可察，故离瞽以明暗异功耳，若以水济水，孰异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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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难曰：虽众喻有隐，足招攻难，然其大理当有所就。若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羊舌母听闻儿啼而知其丧家。凡此数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见录载。推此而言，则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矣。今若复谓之诬罔，则前言往记，皆为弃物，无用之也。以言通论，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显其所由，设二论俱济，愿重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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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答曰：吾未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是以前论略未详。今复烦循环之难，敢不自一竭耶！夫鲁牛能之牺历之丧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经年，诉怨葛卢，此为心与人同，异于兽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类，无道相通，若谓鸟兽皆能有知，葛卢受性独晓之，此为解其语而论其事，犹传译异言耳，不为考声音而知其情，则非所以难也。若谓知者为当触物而达，无所不知，今且先议其所易者。请问圣人卒入胡域，当知其所言否乎？难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愿借子之难以立鉴识之域焉。或当与关接，识其言耶？将吹律鸣管，校其音耶？观气采色，知其心耶？此为知心自由气色，虽自不言，犹将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固当由鹿以知马也，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若当关接而知言，此为孺子学言于所师，然后知之则何贵于聪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标识耳。夫圣人穷理，谓自然可寻，无微不照。苟无微不照，理蔽则虽近不见，故异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卢之不知牛鸣，得不全乎？又难云：“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多死声。”此又吾之所疑也。请问师旷吹律之时，楚国之风耶？则相去千里，声不足达。若正识楚风来入律中耶？则楚南有吴越，北有梁宋，苟不见其原，奚以识之哉？凡阴阳愤激，然后成风，气之相感，触地而发，何得发楚庭来入晋乎？且又律吕分四时之气耳，时至而气动，律应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声之和，叙刚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声，虽冬吹中吕，其音自满而无损也。今以晋人之气吹无损之律，楚风安得来入其中，与为盈缩耶？风无形，声与律不通，则校理之地无取于风律，不其然乎？岂独师旷博物多识，自有以知胜败之形，欲固众心而托以神微，若伯常骞之许景公寿哉！又难云“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复请问何由知之？为神心独悟，暗语而当耶？尝闻儿啼若此其大而恶，今之啼声似昔之啼声，故知其丧家耶？若神心独悟，暗语之当，非理之所得也，虽曰听啼，无取验于儿声矣。若以尝闻之声为恶，故知今啼当恶，此为以甲声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气为声，何异于籁□纳气而鸣耶？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由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谭而不能令内□调利，由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不因慧心而调。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晋母未得之于考试，而专信昨日之声以证今日之啼，岂不误中于前世，好其者从而称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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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难曰：吾闻败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厌而言难复，更从其余。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奏琴声则叹慕而慷慨，理齐楚则情一而思专，肆姣弄则欢放而欲惬，心为声变，若此其众。苟躁静由声，则何为限其哀乐？而但云至和之声无所不感，托大同于声音，归众变于人情，得无知彼不明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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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答曰：难云“琵琶筝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随之变”，所诚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节数，故使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中古骇心，故闻鼓之音，则思将帅之臣，盖以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也。琴瑟之体，闲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妙，故思专。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役于众理；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专散为应。譬犹游观于都肆，则目滥而情放；留察于曲度，则思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处变，犹滋味异美而口辄识之也。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近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然人情不同，各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皆由声音也。且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而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耶？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若资［偏］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耶？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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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难曰：论云：“猛静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是以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此言偏重之情先积于内，故怀欢者值哀因而发，内戚者遇乐声而感也。夫声音自当有一定之哀乐，但声化迟缓，不可仓卒，不能对易，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虽二情俱见，则何损于声音有定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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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答曰：难云：“哀乐自有定声，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怀感戚者遇乐声而哀耳。”即知所言，声有定分，假使鹿鸣重奏，是乐声也；而令戚者遇之，虽声化迟缓，但当不能便变令欢耳，何得更以哀耶？犹一爝之火虽未能温一室，不宜复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乐非增哀之具也。理弦高堂而欢戚并用者，直至和之发滞导情，故另外物所感得自尽耳。难云：“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夫言哀者，或见机杖而泣，或□舆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显而形潜，其所以会之皆自有由，不为触地而生哀，当席而泪出也。今无机杖以致感，听和声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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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难曰：论云：“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发耳。”今旦隐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欢则戚，不戚则欢，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伤，笑是欢之用也。盖闻齐楚之曲者，唯□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见笑噱之貌，此必齐楚之曲以哀为体，故其所感应其度，岂徒以多重而少变，则致精壹而思专耶？若诚能致泣，则声音之有哀乐，断可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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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答曰：虽人情感于哀乐，哀乐各有多少。又哀乐之极，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坏，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欢颜悦，至乐而笑，乐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亲安豫则怡然自若，所自得也；及在危急，仅然后济，抃不及舞。由此言之，舞不若向之自得，岂不然哉！至夫笑噱虽出于欢情，然自以理成，又非自然应声之具也。此为乐之应声以自得为主，哀之应感以垂涕为故，垂涕则行动而可觉，自得则神合而无变，是以观其异而不识其同，别其外而未察其内耳。然笑噱之不显于声音，岂独齐楚之曲邪？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之哀而不识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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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问曰：仲尼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如所论，凡百哀乐，皆不在声，则移风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风，抑滔耳之声，故曰“放郑声，远佞人”。然则郑魏之音，击鸣球以协神入，敢问郑雅之体，隆弊所极，风俗移易，奚由而济？愿重闻之，以悟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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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应之曰：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后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若以往则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成，穆然相爱，犹舒锦布彩而粲炳可观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然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协，人知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本不在此也。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不可绝，故自以为致。故为可奉之礼，致可导之乐。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使远近同风，用而不竭，亦所以结忠信，着不迁也，故乡校庠塾亦随之。使丝竹与俎豆并存，羽毛与揖让俱用，正言与和声同发，始将听是声也必闻此言，将观是容也必崇此礼，礼犹宾主升降，然后酬醡行焉。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口，久而不变，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乐必存。是以国史采风俗之盛衰，寄之乐工，宣之管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诚，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盘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大和，不穷其变；捐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犹大羹不和，不极勺药之味也。若流俗浅近，则声不足悦，又非所欢也。若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男女奔随，淫荒无度，则风以此变，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则群能肆之；乐其所习，则何以诛之？托于和声，配而长之，诚动而言，心感于和，风俗壹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声，无中于淫邪也；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一部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具有鲜明思想特点的代表性论着。其内容与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以及儒家的“礼乐”和“教化”思想可谓针锋相对。全文共问难八次，答难亦八次，是以一种论辩形式展开的，即以“秦客”问难，“东野主人”答难。“东野主人”所表述的“心之与声，明为二物”思想，实际上是嵇康本人的思想体现，即情感和音乐（或音声），是两个相互并无关联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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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无哀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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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问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若有嘉训，请闻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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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应之曰：斯义久滞，莫肯拯救。故令历世滥于名实。今蒙启导，将言其一隅焉。幅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钟。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因事与名，物有其号，哭谓之哀，歌谓之乐，斯其大较也。然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礼敬之实，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哀切之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自己哉？风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国史明政教之得失，审国风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讽其止，故曰“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乐，哀憎□惧，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传情，区别有属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为称，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于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则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则谓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且季子在鲁，采诗观礼以别风雅，岂徒任声以决赃否哉！又仲尼闻韶，叹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然后叹美耶？今粗明其一端，亦可思过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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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难曰：八方异俗，歌哭万殊，然其哀乐之情不得不见也。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虽托之于他音，寄之于余声，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昔伯牙理琴而钟子知其所志，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鲁人晨哭而颜渊察其生离。夫数子者，岂复假智于常者，借验于曲度哉？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此自然相应，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不能者不以声寡为易，今不可以为遇善听而谓之声无可察之理，见方俗之多变而谓声无哀乐也。又云，贤不宜言爱，愚不宜言憎，然则有贤然后爱生，有愚然后憎起，但不当共其名耳。哀乐之作，亦有由而然，此为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也。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何得名实俱去耶？又云，季子采诗观礼以别风雅，仲尼叹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欤？且师襄奏操而仲尼□文王之容，师涓进曲而子野识亡国之音，宁复讲诗而后下言，习礼然后立评哉？斯皆神妙独见，不待留闻积日，而已综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为美谈。今子以区区之近知，齐所见而为限，无乃诬前贤之识微，负夫子之妙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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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答曰：难云“虽歌哭万殊，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验于曲度”，钟子之徒云云是也。此为心哀者虽谈笑鼓舞，情欢者虽拊膺咨嗟，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诳察者于疑似也，以为就令声音之无常，犹谓当有哀乐耳。又曰：“季子听声以知众国之风，师襄奏操而仲尼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为文王之功德与风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声音。声之轻重，可移于后世，襄娟之巧又能得之于将来。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绝于今日，何独数事哉？若此果然也，则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数，不可杂以他变，操以余声也，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钟子之触类，于是乎踬矣。若音声之无常，钟子之触类，其果然耶？则仲尼之识微，季札之善听，固亦诬矣。此皆俗儒妄记，欲神其事而追为耳。欲令天下惑声音之道，不言理自。尽此而推，使神妙难知，恨不遇奇听于当时，慕古人而叹息，斯所以大罔后生也。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道，理已足，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耳。又难云：“哀乐之作，由爱憎之由贤愚，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矣。”夫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故前论以明其无常，今复假此谈以正名号耳。不谓哀乐发于声音，如爱憎之生于贤愚也。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犹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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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难曰：夫观气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较然可见，故吾子不疑。夫声音，气之激者也，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同见役于一身，何独于声便当疑耶？夫喜怒章于色诊，哀乐亦宜形于声音，声音自当有哀乐，但暗者不能识之。至钟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今蒙瞽面墙而不悟，离娄照秋毫于百寻，以此言之，则明暗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离娄之察，执中庸之听而猜钟子之聪，皆谓古人为妄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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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答曰：难云：“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哀乐之情必形于声音，，钟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必若所言，则浊质之饱，首阳之饥，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只，千变百态，使各发一咏之歌，同启数弹之微，则钟子之徒各审其情矣。尔为听声音者不以寡众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为异。同出一身者，斯于识之也；设使从下出，则子野之徒，亦当复操律鸣管以考其音，知南风之盛衰，别雅郑之淫正也？夫食辛之与甚噱，熏目之与哀泣，同用出泪，使易牙尝之，必不言乐泪甜而哀泪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汁，踧笮便出，无主于哀乐，犹簁酒之囊漉，虽笮具不同而酒味不变也。声俱一体之所出，何独当含哀乐之理耶？且夫咸池、六茎、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乐，所以动天地感鬼神者也。金必云声音莫不象其体而传其心，此必为至乐不可托之于瞽史，必须贤人理其管弦，尔乃雅音得全也。顺命夔击石拊石，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乐虽待圣人而作，不必圣人自执也。何者？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夫纤毫自有形可察，故离瞽以明暗异功耳，若以水济水，孰异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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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难曰：虽众喻有隐，足招攻难，然其大理当有所就。若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羊舌母听闻儿啼而知其丧家。凡此数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见录载。推此而言，则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矣。今若复谓之诬罔，则前言往记，皆为弃物，无用之也。以言通论，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显其所由，设二论俱济，愿重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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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难曰：吾闻败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厌而言难复，更从其余。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奏琴声则叹慕而慷慨，理齐楚则情一而思专，肆姣弄则欢放而欲惬，心为声变，若此其众。苟躁静由声，则何为限其哀乐？而但云至和之声无所不感，托大同于声音，归众变于人情，得无知彼不明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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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答曰：难云“琵琶筝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随之变”，所诚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节数，故使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中古骇心，故闻鼓之音，则思将帅之臣，盖以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也。琴瑟之体，闲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妙，故思专。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役于众理；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专散为应。譬犹游观于都肆，则目滥而情放；留察于曲度，则思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处变，犹滋味异美而口辄识之也。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近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然人情不同，各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皆由声音也。且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而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耶？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若资［偏］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耶？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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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难曰：论云：“猛静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是以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此言偏重之情先积于内，故怀欢者值哀因而发，内戚者遇乐声而感也。夫声音自当有一定之哀乐，但声化迟缓，不可仓卒，不能对易，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虽二情俱见，则何损于声音有定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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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答曰：难云：“哀乐自有定声，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怀感戚者遇乐声而哀耳。”即知所言，声有定分，假使鹿鸣重奏，是乐声也；而令戚者遇之，虽声化迟缓，但当不能便变令欢耳，何得更以哀耶？犹一爝之火虽未能温一室，不宜复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乐非增哀之具也。理弦高堂而欢戚并用者，直至和之发滞导情，故另外物所感得自尽耳。难云：“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夫言哀者，或见机杖而泣，或□舆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显而形潜，其所以会之皆自有由，不为触地而生哀，当席而泪出也。今无机杖以致感，听和声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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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难曰：论云：“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发耳。”今旦隐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欢则戚，不戚则欢，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伤，笑是欢之用也。盖闻齐楚之曲者，唯□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见笑噱之貌，此必齐楚之曲以哀为体，故其所感应其度，岂徒以多重而少变，则致精壹而思专耶？若诚能致泣，则声音之有哀乐，断可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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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答曰：虽人情感于哀乐，哀乐各有多少。又哀乐之极，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坏，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欢颜悦，至乐而笑，乐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亲安豫则怡然自若，所自得也；及在危急，仅然后济，抃不及舞。由此言之，舞不若向之自得，岂不然哉！至夫笑噱虽出于欢情，然自以理成，又非自然应声之具也。此为乐之应声以自得为主，哀之应感以垂涕为故，垂涕则行动而可觉，自得则神合而无变，是以观其异而不识其同，别其外而未察其内耳。然笑噱之不显于声音，岂独齐楚之曲邪？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之哀而不识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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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客问曰：仲尼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如所论，凡百哀乐，皆不在声，则移风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风，抑滔耳之声，故曰“放郑声，远佞人”。然则郑魏之音，击鸣球以协神入，敢问郑雅之体，隆弊所极，风俗移易，奚由而济？愿重闻之，以悟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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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应之曰：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后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若以往则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成，穆然相爱，犹舒锦布彩而粲炳可观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然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协，人知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本不在此也。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不可绝，故自以为致。故为可奉之礼，致可导之乐。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使远近同风，用而不竭，亦所以结忠信，着不迁也，故乡校庠塾亦随之。使丝竹与俎豆并存，羽毛与揖让俱用，正言与和声同发，始将听是声也必闻此言，将观是容也必崇此礼，礼犹宾主升降，然后酬醡行焉。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口，久而不变，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乐必存。是以国史采风俗之盛衰，寄之乐工，宣之管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诚，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盘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大和，不穷其变；捐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犹大羹不和，不极勺药之味也。若流俗浅近，则声不足悦，又非所欢也。若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男女奔随，淫荒无度，则风以此变，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则群能肆之；乐其所习，则何以诛之？托于和声，配而长之，诚动而言，心感于和，风俗壹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声，无中于淫邪也；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
第3个回答 2006-10-22
音乐是人类抒发感情的一种载体.
而好的音乐更是扣击人类心灵，抒发和表达人类情感和欲望的最佳工具.
正常的人，他的一生中离不开语言，离不开声音，也离不开音乐.
而对于音乐的创作,
它没有类型限制，没有所谓的主流或是跨界之类的区隔.
只要是传达歌者或创作者灵魂深处情感的音符就是好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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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个回答 2006-10-22
可以影响感情吧。有相似的经历听谋首歌可能会特别有感觉。可以丰富感情啊，可以给感情增添色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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