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特殊怎么样

如题所述

你的异域,我的故土 马维在一家常去的书店的醒目位置看到 “思享家丛书”出了新册子,便很自然地从架上取下翻看。我得承认,这首先是因为看重丛书主编、作家徐晓的名字。时隔多年,我依然忘不了阅读《半生为人》所带来的震撼:相信在这样的作品和作家面前,当代很多散文或“散文家”都不免自惭形秽吧。后来有机会亲见作者,果真“文如其人”——在今天这个时代,当得这几个字的人并不多见。 引起我好奇心的另一个理由是,这套书先前出版的几册,有大半我都翻阅过,的确名不虚传。而当下面世的这几本,也足够吸引人:香港作家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学院派公共知识分子刘擎教授的评论集《中国有多特殊》、名家叶兆言的民国专栏合集《陈年旧事》。还有一册书,题目起得最为潇洒,曰《与故土一拍两散》,其作者,看似名不见经传,却同样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乃著名学者、《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本合译者王亚南先生——顺便说一句,在很多人看来,其实王老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反倒不在此,而在其1948年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 聊了那么多关于作者的闲话,话说回来,我当然知道,我的同类——书虫们,最看重的其实还是书本身的质地,却并不怎么在乎名头的光鲜与否。当我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将这几本书从那家本地有名的实体书店抱回家细细阅读之后,我得承认:出于对名家的警惕甚或是过度警惕,我原本真的低估了它们可能拥有的阅读价值。某种程度上,我买下这些书,是出于支持本地独立书店的想法。可是,这个念头却在不经意间让我遭遇了一场非常不错的精神大餐——虽然说不上奢华,甚至以其形式而论并非那么地formal,但我却真的“吃”得酣畅淋漓,意犹未尽。 先说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我阅读陈先生的作品,自《城市九章》始,此后即一发而不可收,真可说是喜欢得“弗得了”。此书延续了作者一贯貌似散淡的笔法,描述在作为读者的我这一代人眼中是父辈的那代香港人的林林总总,往往能令隔岸观火的读者大呼过瘾。香港是他的城,他对香港的爱,时不时会体现在那些也许会让人不太舒服的批评里。比如他以挑刺的态度议论到的“港式精明和效率”,说“我们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的回报……这成了我们的习性……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看似漫不经心,不过至少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却是处处说到了点子上。这部书里最好玩的,还要数对“刻奇”(Kisch)现象的探讨。这个词在华人世界的媒体上如此流行,却鲜有对其涵义做出系统梳理者。这部书里收录的长文《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以一种近乎戏谑的笔法探讨了当今日常生活中人人都会遭逢到的Kisch的种种表现,极为有趣。而作者对北京、台北、上海等各大华人城市精神的对比,则显示出了一位老牌文化人的功力与敏锐,让人不由心生佩服之意。 如果说陈冠中的作品,书写的是一位年过花甲的香港人的文化自省,那么在《与故土一拍两散》里,海归作者王昭阳则展现了更多的“异域观察家”色彩。这部书主要写到作者在美留学期间经历与耳闻目睹的种种以及由此生发的大量感慨。很可能是由于遭遇的缘故,作者虽已在欧美诸国生活数十年并已归化美国,对美国文明却充满了叛逆与不满。而眼光的毒辣又使其批判常常切中时弊——尽管也许因为看似不是中国的时弊,而不怎么吸引眼球——必须承认,他所看到的问题,大多乃是真问题,而非基于意识形态站队的结果。事实上,或许它们还不仅仅是“美国问题”,也同时就是“中国问题”。 同样是谈论中国问题,刘擎教授的《中国有多特殊》,其观察世象的视野与挖掘和阐释问题的功夫,似乎要比前者更为深广。我这么说,其实是想表明以下观点:这真是一部现今少见的值得反复阅读的公共读物,也是这几本书里我个人最偏爱的一部。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恰如其分地将汉密尔顿的写作信条当作公共写作的典范,而我觉得,在当今中国的公共写作中,已经罕有仍然对知识本身抱有纯粹兴趣而同时又愿意并且能够对众多关乎社会的问题进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多角度审慎探讨的作者。不过在这不多者中,刘擎先生无疑应该是重要一员。尽管“中国有多特殊”这个书名,完全不足以概括本书所论及的议题之广博与复杂,但这个题目还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作者挥之不去的“中国意识”。无论是对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命题的探讨、对现代之政治正当性观念起源的追溯,还是对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的回顾、对法国学术明星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介绍与批评,抑或是对美国大选的观察、对今日中国社会被“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浪潮吞没的思虑……尽管论题不一而足,但在作者这些学术或公共关怀的背后,都有一个同样的中国语境。换言之,尽管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简约化为“中国问题”,但作者的种种关怀仍不失为是中国知识人所独有的。 观察前三位作者,很容易发现其外在的共同之处:留洋知识人。而叶兆言这位以小说家身份来写民国文化名人的名人之后,却没有这层背景。也许真的是因为这一缘故,至少在对比阅读时会发现,《陈年旧事》里收录的文章有更多的旧时中国气息,读完后令人打心眼里向往永不再来的旧日时光。我还必须说,这种向往,不是一种理性的向往,也不是一种厚此薄彼的臆想,好似那个年代真的好过如今多少似的,不是这样的。它更多的是一种乡愁般的渴望,恰似一个婴孩在刚出生时想要再次回到母体,寻回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一般。本书白描式地叙述了民国诸多文人的八卦,自然有些是我们读到过的,但也有不少学者的掌故是过去为人所不知或忽视的。因为作者生于世家,长在民国之都南京,就读于文史学者众多的南京大学,拥有地利与人和的便利,为一般人所不能企及,故而也就可以为我们写下不少文史学者的轶闻。在如今民国热,尤其是民国学者热鼓噪得有些惹人厌的情形下,作者那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字,却仍然能令读者颇感耳目一新,实属不易。如果说尚有些许遗憾的话,那就在于,书中个别篇章在写作时恐怕是顾虑篇幅的缘故,有虎头蛇尾之嫌。 这四部书,自空间而论,探讨的主题从中到外,从东到西;自时间而论,则是由昔日到今日,由历史到现实。不过,无论论题如何变换,无论选择何种切入点,都不脱对故土的关怀和对异域的关照。作为读者的我们,其实也同作者一样,时时需要面对来自异域与故土之间的张力。你有你的异域,我有我的故土。而在这个充满变幻的世界里,一切都随时有可能改变位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许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才令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辽阔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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