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市场专政：医院看病，可以报销，因为西医学是集体医学，必须配备各种检验部门，护理和配药等辅助人员，而且，需要的支出也就无数倍的增加。中医从来就是个体医学，一个内科医生，就等于一个医院，既可统治妇、幼、内、外等所有科别，也可以自己配药或炮炙。因此，完全可以个体行医。而我国的报销制度，个体诊所被排除在外。个体诊所被严格控制。经济利益迫使许多患者不得不上医院。如果中医的个体诊所诊药费能够报销，就可大量降低医疗支出。如果我国的行政管理，把医疗经费重点用于支持中医，就能促使中医的大发展。中医中药费用极低，不仅能使国家大幅度地降低医疗费用的支出，而且还能使患者没有药物副作用的后顾之忧。先决条件当然是有一批合格的，有长期实践经验的中医。与此同时，还会使更多的患者得到治愈的机会。道理就在于中医的治愈率远超西医。因为，西医能治好的，中医也能治好；西医治不好的，中医也能治好。我国的医疗实践已经证明这个事实，否则，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疑难病，就不会推给中医了。这就是关键之所在。中医的治疗能力与治疗面，远远大于西医。道理就在于中医抓准了疾病治疗的牛鼻子。一百多年的医疗实践证明了西医治疗痊愈率没有提高，正是因为西医还没有摸准治疗的关键。
其二是学术专政：在学术论坛上，中医不能与西医并起并坐，西医可以批评中医，中医不能批评西医；说西医不好的论文，不能得到发表。大多数研究经费被拨给了西医，中医所得甚少；大学里的教科书，也要照西医的格式；中医研究中药，要照西医的分析方法，也要有抑菌试验；中医升职称，英语要达到几级，甚至要由西医来评定；中医要照西医的框框写论文，例如病例要有多少个，否则就是个案，不能发表，而偏偏中医只有个案，而没有通例。于是，中医要想发表论文，只能滥竽凑数……
其三是管理专政：所有的卫生行政官员，基本上都是西医学校里毕业出来的，基本不理解中医的特点和特色；所有的管理政策，都用西医的条条框框来制订；中医申报课题，要由西医的行政管理官员审批；论文，要由西医的医生审阅；对医生的管理，基本上与要求西医的一致。例如基层对中医个体诊所开业的要求条件、设备，都与西医的个体诊所一样；搞分区规划，与西医等同——西医只能治疗一般的常见病，可以搞分地区规划；而中医治疗面很广，很多是西医治不好疑难杂症，大多数患者慕名而至，却是没有地区限制的。
发展中医的前提是首先解决这些“专政”造成的发展障碍。
西方医学的实际权力操在制药公司手中。它的研究，都必须按制药公司的思路走，也就是向有利于制药公司增加利润的方向走的。医生不想治好病，而只是想在病人身上施用自己掌握的一些技术或药物。也就是说，对西方医学来说，病人不再是他们服务的对象，而是他们手中产品的顾客：我有什么，你买什么,你的病好不好与我无关!最好是你的病在我的控制之下半死不活地拖着，好让你长期不断地购买我的药品，在你的家产未完全归于我之前不要死亡。
1845年前，美国的顺势疗法盛行，许多传统西医为了治好病人，有的投奔和使用顺势疗法治病了。为了巩固阵地，传统西医学会规定，凡是拿病历与顺势疗法医生商讨的，或者使用顺势疗法治病的医生，一律被视为不道德行为，开除会籍。100多年前的这个规定，反映了传统西医的目的，不是治好病人的病，而是聚成一个利益集团，在病人身上谋取利益。（本资料见陈树祯《顺势疗法》282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7月）传统西医学会是由传统西医医生和制药公司职工组成的利益团体。”（《现代医疗批判》第116页）
“为了控制医疗业，制药公司一直保持着对药物管理机构上层人物强大的影响力，这表现在，上述机构始终如一地排斥施行自然康复疗法的医生，排斥任何与正统的对抗疗法相违背的人员；许多这类政府机构的负责人，一旦退休，就会被各类制药公司高薪聘用。”（《现代医疗批判》第114页）
（这种做法传到日本，日本于前个世纪初，立法取缔中医；传到中国，中国也酝酿着立法取缔。最近学术界，有那么少数几个人又蠢蠢欲动，说中医理论是最大的伪科学，号召网上签名取缔中医。这种排异能力，如果背后没有权力和金钱作为后台，是动不起来的。）
通过控制研究经费，控制许多医生进行重大课题研究所需要的经费，制药公司能够决定什么是发现，什么不是发现。它们对无助于销售药物的发现不感兴趣，若研究人员得出这类结论，那么就会很快发现自己研究经费短缺；这就是‘征服癌症战争’几乎毫无进展的原因所在，这也将是‘征服艾滋病战争’毫无进展的原因所在。”（《现代医疗批判》115页~116页）
这说明西方制药公司，并不是医学的陪衬，是为医学服务的。它借赞助之名，通过金钱，控制了医学的舆论导向，研究方向，它已经成了医学的主子。
“加州医生博登海默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揭露出钱赞助的制药企业对临床研究的显著影响。药厂委托独立研究员进行研究时，会对研究结果进行施压、美化、修改等手段，博登海默询问的12名研究人员当中，有6位承认研究工作受到影响。研究成果不符合厂商期望的，不是完全不发表就是被动了手脚。”“在这段时期内，药厂偷偷写一篇结果相反的研究报告，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有部分研究人员发现药物有副作用，写进稿子里交给药厂，委托厂商看了之后会威胁这些提出拟订的医学人员将不再给予研究赞助，还发表一篇自己作的报告，对于副作用顶多一笔带过。另一种情况是研究人员认为受测药物完全没有疗效。药厂显然也心知肚明，便悄悄把报告塞进抽屉，永不见天日。”（《疾病发明者》第31页）
所以，尽管医生是从实际医疗中获得治病经验的，但是，西医从不承认病人是医生的老师。所以，病人在医院里，常受到医护人员的训斥：你是医生或我是医生？这句话，已经成为医生打发病人质疑的常用语了。因为，就现代医学而言，它经不起质疑，只能这样打发病人。
“现代‘科学的’医疗手段，主要依赖于化学药物，而药物最终又会损害病人的免疫系统。这既非秘密，也不是伟大的发现。几乎所有的医学文献都讨论会过这个问题。但今天它显得更为重要了。因为世界上正面临着源于免疫系统普遍受损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自二战以来，合成药已达到了其目的：在损害免疫系统的代价之上，病人身体差不多被抗菌素灭菌了，从而使艾滋病成了生命过程的最后一站。如果不付出一定的代价，免疫系统就不可能受到无休止的损害。这是自食其果。”（《现代医疗批判》第62页）以上是医学家哈里斯·L.库尔特（1825年——1895年）在其《艾滋病和梅毒的潜在联系》上说的。他认为艾滋病是因为人们过分使用化学药物、抗菌素等，损害了自身免疫功能引起的。因此可以说它不是感染性流行病，而是医疗行为导致的医源性疾病。这话也可能过偏，因为，它发现于自我毁灭的人群，应该说也是一种人为性的疾病，可以肯定，认为它会大规模传染，则是一种商业需要。医学被制药公司绑架了！反过来说，这种绑架也是西方医学的需要。因为一种方向性错误的医学单单依靠自身的学术成果在医学界断难长期立足，非嫁接“科学”舆论和市场运作早就死定了。
笔者从西方医学中归纳出一个研究的特点：一些人患相似的症状死了，他们使用解剖尸体的方法寻找致死的原因，然后宣布他们的发现：这些人的某个部分或器官，假使与通常的不一样，例如萎缩或肥大，他们便武断地认为这就是死亡的原因。因而马上开始研究如何使这个部位恢复与通常的一样。如果有个别人，因这样的治疗后，暂时地好了，就马上大做文章，大肆宣传，然后就有许多医生去观摩学习，直至应用。其时，没有人敢说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再如有几个发类似症状的人死了，他们就预先设定为某种微生物感染，然后，就由一些微生物学家去寻找这些微生物，不管是病毒或细菌。在相同死亡的几个人身上发现相同的微生物，就先预定这些就是致人死亡的微菌。于是宣传这些微生物的可怕铺天盖地，并忙着研究制造相应的药物。直到许多人在接受治疗后，发现这种说法不对，才开始批判.但是,错误的治疗方法一旦已经被很多人使用上了，纠正是很困难的.医学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因为，使用这种治疗方法的人是以此维持生计发家致富的，西药财团则是全靠流水线生产大批量这些化学药发洋财的，他们不可能为了病人而放弃使用化上5～7载青春年华才学会并娴熟掌握的老方法，从而使自己丢了饭碗，没了钱途，断了财路。这就是医疗惯性所释放的力量。学会使用这种治疗方法的人是以此维持生计的，他们不可能不顾自己的生计不加以使用。这就会使医疗手段更新困难。病灶感染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批判，到现在80多年过去了，仍有一些专家运用它来讲解致病的原因。再如癌症病毒论已在70年代被基因变异说推翻，但现在的化疗、放疗，仍作为治癌的主要方法。化疗、放疗是根据癌症病毒论产生的，目的是用它们来杀死癌病毒。要是说过去不知道错误才使用它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仍然丢不开？就是因为医疗的惯性力量所致。
最近，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国人Hans Ruesch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TheTruth about the Rockefeller Drug Empire：The Drug Story)，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对中医做了些什么。张绪通博士说："该文坦白地道出了缘由，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名其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的目的，完全有他们的战略预谋。"在《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写道："洛克菲勒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1927年发起了国际教育基金会作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还捐赠了两千一百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准备毫不吝惜地给予外国的大学和政客们，当然要附带各种条件。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
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
"但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此段论述，就将前面所述南京民国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以及余云岫有关"废止中医案"的背景全盘托出。刘瑞恒曾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孙中山、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治病期间他都在场。而协和医学院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直接投资创办的。所以，洛克菲勒的"要说服五亿中国人相信西医而把'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扔进垃圾箱"的资本阴谋就成为刘瑞恒的职责。他把这种职责从协和医学院带到了南京政府卫生部，并在1929年以行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废止中医。此举虽然遭到当时全国中医的反对，南京政府也于国代会上撤销了"废止中医案"，但是南京政府卫生部消灭中医的行政手段与体制已经建立，中医在此之后一直未得到重视。后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医受-尽了欺辱和摧残，一直在苦苦挣扎。
此后的新中国，刚刚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去，是不可能得到洛克菲勒"捐款"的。但是，第一届卫生会议所制订的一整套阻碍中医发展的法规，却成为中医发展路上的一个个制度陷阱。中医落入这陷阱中，就如同一个活的、可以自主行动的人忽然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了。我们相信，这一制度陷阱与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个资本阴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授受关系。但诡异之处也正在于此二者的态度和行为方案竟如此的意合神契！可见洛克菲勒策划的"以华制华"的阴谋是多么巧妙，不给钱也同样达到了消灭中医的目的。建国之初卫生部消灭中医的政策实行了整整三年，从此打下了卫生部门在认识上蔑视中医和行政上歧视中医的基础，实行了一条没有洛克菲勒的洛克菲勒路线。
从贺诚讲话到卫生部制订的一系列消灭中医的政策法规，完全是打着"中医科学化"的旗号进行的。中医科学化、现代化是洛克菲勒为消灭中医而设计的一个阴谋、一个陷阱。它是洛克菲勒教育基金会捐资的附加条件，即"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它先是强蛮地给中医加上一把伸缩无定的、所谓"科学"的标尺，并教会你习惯于用这标尺去丈量中医。然而，你学会的只是技术性地丈量，而那标尺的伸缩幅度，却是由它来调定的。结果，你手里似乎有了一把尺子，但那尺子事实上永远也不属于你，这就是洛克菲勒阴谋的最吊诡之处！
大凡学习西医的人和西医化的人对洛氏的阴谋不但没有认识，反而认为中医就是不科学，就是要淘汰，并相信洛氏帮助中医实现现代化是真诚的、可信的。这又说明洛氏消灭中医的阴谋是多么的"英明"、有远见。
"中医现代化"在如今被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越叫越响，大有压倒一切之势。因为有了贺诚、王斌被撤职的前车之鉴，消灭中医的行为变得隐蔽起来。一般人从报纸新闻上总是认为中医是被重视的，然而却不知中医实际上在行政上、法律上是被压制的。
追问怎么是空白，没有你的内容字眼。？？？
追答难道害怕说真话？这也封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