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过渡、近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转型时期。鲁迅的身上，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丰富的历史内涵；其作品所显现的人文情怀、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至今辉耀着文学史册。他的创作实践所凸现的强烈的政治意识，“立人”思想，文艺批评坚持的“求真”精神，对同样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
20世纪前期，社会剧变，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风起云涌。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无论在北京、厦门、广州，还是晚年所处的上海，每到一地，他总是立于社会斗争的前沿，他的创作活动和文艺观点，都与社会变革、政治活动息息相关，影响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方向，最终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引导人物和“民族魂”。有学者指出：“现代文学史是与现代政治因缘很深的学科”，此言不谬。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青年鲁迅《自题小像》的诗作，就是一篇担忧国家命运、决心以血献身的宣言。他与在日本留学的一批反清志士关系甚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光复会。他的小说《狂人日记》直指“吃人的社会”，呼唤“救救孩子”；《药》颂扬革命先驱夏瑜，抨击没落社会的黑暗。大量评论时政的杂文，都是指向旧制度、旧文化的“匕首”和“投枪”。鲁迅在各类政治活动中都是一位积极的倡导者、参与者，他参加了浙江两级师范驱逐守旧校长夏震武的“木瓜之役”，参与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等许多进步宣言上签名。他支持左翼作家，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痛斥北洋政府屠杀爱国学生而作的《纪念刘和珍君》，痛悼左联五烈士而作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鲜明地表现了他反对暴政、鼓呼民主、争取人民权利的立场。
鲁迅一生，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统一于一体，这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文学需不需要体现政治性？作家要不要关心政治？曾经一个时期，我们遵奉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简单地把文艺与政治划等号，造成了文艺创作教条化、单一化以及“三突出”的后果。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废止了这个口号，但文艺不为政治服务，不等于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事实证明，政治关乎国计民生和人民生存状态，文艺不仅不能脱离，而且须臾不可分离。尤其在社会转型、各类矛盾交迭、改革逐步深化的社会变革时期，政治应当成为作家首先关注的对象。当代文学的边缘化，与作家们对当今社会主流缺乏关注不无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为总称的文学运动风骚一时，“问题小说”曾受人瞩目，刘心武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对众多社会问题进行关注、思考和反省，每有新作问世，总会引起一轮思想的冲击波；报告文学注重对重大事件的快速反映，涌现了《哥德巴赫猜想》《神圣忧思录》等一大批受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逐渐淡化。有的作家甚至以“远离政治”自我标榜，对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改革开放大业缺乏关注和热情，而热衷于所谓“人性”、“人类的共性”的写作。更有人或在历史的故纸堆中搜奇猎艳，或迎合市场需求，配套生产，胡编乱造、“戏说”成风、“下半身写作”，把文学创作当成了书商和作者为增加发行量、谋取更大利益的一种手法。
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的镜子，脱离政治（政治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不可能的，这恰如一个人想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那样荒谬。没有对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的关注，没有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宏愿产生热情和冲动，哪怕是最有文学天赋的作家也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对此，鲁迅早就指出：“政治先行，文艺后变”，“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为改革社会、改良国民素质拿起文学这武器，因而鲁迅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家的同时，也成了伟大的文学家。
二
“立人”的思想，是鲁迅投身文学事业的最初动因。他在东京求学时一次看幻灯片看到愚昧的中国人被屠戮，感到国人“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愤而弃医从文。在《文化偏至论》中，他明确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的主张。
“立”与“破”是对立的统一。在早期的小说创作中，鲁迅的“立”更多表现为“破”，即表现为强烈的批判意识，对国民性顽劣的“根”进行了深挖，对“病灶”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和针砭。《阿Q正传》是最典型的批判力作，妄自尊大，窝里斗，见强显弱、见弱逞强等等，揭示得无不一针见血。在小说《孔乙己》《风波》《祝福》等作品中，也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透析。在杂文创作中，鲁迅的批判面更广，更直接，也更深刻和尖锐。对国民性的批判，基础是爱，是医生找准病因，切除腐肉的疗救诊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旨在唤醒民众，起来抗争。鲁迅自己曾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须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多年。”
“立”是正面建树，鲁迅致力于重塑国民新的思想文化人格，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培养有独立人格、独特个性的新一代。他主张为了未来的年幼者能健全地发展，要敢于“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希望未来的国民能“发其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声，而大其国于天下”，“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正视现实，敢说、敢作、敢当，有现代的知识和世界的眼光，有美的感情和思想，有健全的心智与体魄，这是鲁迅的理想的人性，他以自己的作品和言论，倡导呼唤这种新的思想文化人格，并身体力行。
鲁迅的“立人”思想，其实是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文学本质上是“人学”，人本主义缺失的文学只能成为泡沫和赝品。当代文学创作成果，从数量看不可谓不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年产千部以上，中短篇小说更是难以数计。但“量”的大并不能代表“质”的优。由于价值取向的混乱错位，精神匮乏，文化品格低下的作品已经达到了令人警醒的程度。我们看到，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某些作品中已很鲜见，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公共意识被调侃、解构，人的品格与品性不仅得不到升华和提质，反而被进一步丑化，一些小说成了丑恶人性的彰显，堕落流程的展示。至于某些作品显示出的集体无聊感，自虐狂，性征服，性炫耀，热衷作秀，伪造生活，几乎可以说是徒有其表的文字垃圾。
娱乐化、消遣化、把文学的功能恶俗化，是当前文学创作中一大重症。上世纪被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批判过的陈腐货色仿佛又出现了。而且不仅纸质品铺张，被搬上荧屏银幕的作品可能影响更甚。80后的新生代作家更是炫“酷”造“爽”，作品基本上缺乏“立人”意识，缺乏精神陶冶和灵魂塑造的力量。哪怕一些声誉较高的获奖作品和畅销书，有时也很难寻到可以作为人生楷模、汲取精神力量的文学形象，很难感受到振奋人心的艺术魅力。而对于社会低层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态，生存需求，心灵深处的希冀与期盼，却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反映得很不够。
正视当代文学创作中的责任缺失、精神缺失，回归和重新认识文艺是“现代社会的魂魄”，不仅是当前对每位文学工作者的现实要求，而且也是我们在今天学习鲁迅精神的重要意义。
三
鲁迅一生批判国民性的奴性和“奴隶道德”，自身以“追真”为人生态度。他思想敏锐，见解深刻，任何时候能坚持真理，分明是非，敢说真话，铸成了没有媚骨的刚正人格，没有俗颜的劲直文风。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展现的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敢于革故立新的斗士形象。“五四”时期，针对当时的黑幕派、鸳鸯蝴蝶派小说，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后来“两个口号”之争，他都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畏人众势大。对某些人以“革命工头”、“奴隶总管”自居，以“扬鞭”为业，他表示不满并予以严厉的反击。鲁迅对梁实秋、章士钊、陈西滢、胡适等名人，都有过尖锐的批评，即使对“国粹”中医和“男人演女人”的京剧，他也坦率地批判过。这种勇气和率真，难能可贵。
对于青年作家，鲁迅一贯有甘当阶梯和铺路石的精神，经常为刚起步的文学青年看稿，提出意见，甚至亲自修改，自称为“打杂”。他关注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萧军、萧红的生活、创作，热情为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作序，关注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先后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鲁迅主张要开展文艺批评，“必须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
对进步作家关心、爱护的同时，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不留情面的批评。最典型的一个事例，他以与沙汀和艾芜通信的方式，表达了他的“革命文学”观以及警示性的意见，强调作家的阶级立场对创作有决定性作用，批评了那种把一点琐屑的没有意义的材料“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对革命文艺队伍中那些“翻着筋斗”、完全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摇摆者，他的批评更为严厉：“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
以“追真”的态度开展文艺批评，鲁迅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联系当代文学批评现状，我们应该反思的地方也是很多的。我们的文学批评，虽然整体上的走势趋强，但也不能否认，在当下拜金主义冲击之下，有些逐步异化的味道，批评家的立场、良知和科学精神，在各类诱惑面前丧失了不少，有的文学批评几乎已成了“文学吹捧”的代名词。
还有的批评已经和“炒作”和“自我包装”联手，每当一部作品诞生，一只“看不见的手”就开始操纵，除了书讯、书评外，有能量者还要举行首发式、记者招待会、作品研讨会等,我们当然不是反对首发式和作品研讨会，只是希望能够有真正的、铁面秉笔、得失尽显、切中肯綮的评论文章，这才是文学需要的。
商业化潮流的冲击，其实不应该让我们的文艺批评家放弃对“真”的追求,正确的审美观、价值标准、人生理念，应该永远恪守。现在有的批评家无力拒绝和对抗潮流，放弃了原则；有的干脆自欺欺人地从根本上否认文艺批评的审美和批判功能，造成“评价体系”扭曲，一些被美化了的没有价值的低档货“以次充好”，得到了不应有的奖项和荣誉，以致误导了读者，这些现象绝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文学批评的评价体系，唤回鲁迅倡导和标树的“追真”精神，让文艺批评能重新发真声、发真言，成为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仪、评测器、导引旗，应是文学批评界需要严肃面对的课题。
鲁迅已逝世半个多世纪，解析他的精神，重温他的文学观，对照现实文学创作的状态，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在反思中清醒头脑，认清方向，汲取精神力量，这对推动和繁荣当代文学创作，无疑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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