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40年代近代中国社会有什么变动?

如题所述

历史进入16至17世纪以后,个别地区个别行业内出现了类似于某些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此同时,江南地区和沿海地区的社会在某种力量的引导下也催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第二,人与人之间原始思维和观念的变化。除此以外,再加上这个时期极具流行的“阳明学”以及李卓吾批判假道学和传统观念所带来的影响,使得处于封建社会中的人们被赋予了独立思考的启示,最终导致整个思想界出现了“异端”。在这种环境之下,社会士大夫阶层的讲学结社和议论时政之风,盛极一时,人与人之间思想的碰撞极度活跃。而社会思想的活跃,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社会即将发生变化的征兆。

王阳明、李卓吾画像
但话又说回来,单凭这些变化,在短时间内想要撼动封建制社会的根基是基本不可能的,充分发达的封建制仍然占据着古代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在同一时间,尽管欧洲的某些国家如英国已经濒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但明代中国似乎依然还处于中世纪的晚班车上“沉睡”。
17世纪以后,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势力的崛起成为了此次撼动明代封建社会根基的催化剂。为了给防御辽东地区后金(清朝)势力的入侵和镇压内地爆发的农民起义军筹措军费,明朝统治阶层在原先的基础上再次执行了一系列反动的农业政策,增加了大量的赋税。而赋税的增加,直接促使了处于基层的黎民百姓揭竿为旗,被迫踏上与统治者进行武力斗争的险途,这群人一旦形成势力,必将会威胁到帝国贵族大地主的统治,如此一来,三饷(辽饷、剿饷与练饷)的加派也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即明朝政府为了平定各地的农民起义,必须从基层百姓身上加征粮饷,而加征的粮饷越重,农民起义军的群体也就越庞大,起义也就越激烈,最终导致整个局面一发不可收拾。除此以外,内地农民起义越激烈,辽东地区的防御能力也就越弱,“双线作战,顾此失彼”一度成为了明朝政府晚年的标志性状态。

明末地图
那么,在该篇文章当中,笔者就从明代的社会结构变化入手,来与读者朋友们浅谈一番关于17世纪40年代前期三大势力(明朝、清朝、农民起义军)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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