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和通风来避疫；熏香治疗瘟疫；涂抹药物防止传染；隔离
如何应对疾病，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即便是医学和科技再发达，我们也很难进化为百毒不侵的生物。这是一种共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都无法改变。幸运的是，基于千百年来的经验，现代社会对于传染病的防治手段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随着当代医疗水平的提高，今人对于传染病的应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消除传染源，寻找到传染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销毁或研究相关的药物治愈相关人员；
切断传播途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将传染源与未传染地区进行隔离，当然，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保护易感人群不被传染，一部分传染病是十分可怕的，人染上即死，也有一部分传染病可以靠人体的抵抗力熬过去。但前提是需要人具备较强的体质，因此老弱病残孕则是传染中的易感人群，需要特别注意。
以上三点，是人类当前应对传染病的基本方法。但是，这种进步曾经历了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在古代，一旦爆发瘟疫，很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也正因如此，古代对瘟疫也尤为重视，并不断积累相关的防治知识。
那么古代的爆发了传染病，古人是如何应对的呢？
任何防控措施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对疾病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古人称传染病危“瘟疫”，多认为其发生与“戾气”有关。比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认为瘟疫是一种戾气所致。
所谓的戾气，就是邪气或者说混杂着污秽的气攻入人体造成的，当然，这与古人对于气是本源的理念有关。当然，这一理论一直传到了明清之时，代表人物就是吴有性，他所著的《瘟疫论》中就提到了瘟疫是靠“气”传播的这一核心观念。
基于这样的认识，古代也提出和实施了相应的防控措施。《黄帝内经》中曾指出，为了杜绝瘟疫的传染：
“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
这里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是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防止邪气入侵；二是切断传染源，避免毒气的传染。
与今人不同的是，在古人看来，第一点更为重要，就是所谓的“固本”。如明代的医学家张介宾就曾指出“避疫之法，唯在节欲、节劳。”也就是从自身根本上增强体质，不要纵欲过度，不要劳累。
在具体实践中，古人的防控手段基本可以归为以下几种情况：
1、登高和通风来避疫。遇有瘟疫的时候，人们多逃到山上去，寻求清新空气，以避免瘟疫感染，并且反对将门窗紧闭，认为不通风，不透气反而会主张瘟疫的传染。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登高望远也逐渐成为一种习俗，即便不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古人也会如期登山。
2、熏香治疗瘟疫。如张介宾指出“用降真香烧焚，大解邪秽”。尽管以今人的视角来看，靠熏香来应对瘟疫，显得有些“幼稚”，但这种方法在古代却大行其道。当然，这种方法也绝非就没有科学道理。比如，蚊虫之类的细菌携带者，对熏香颇为敏感，而驱虫自然有利于降低传染病的发病率。即便是在今天，在传染病暴发的时候，还是有人会使用熏醋的方法。由此可见，这种方式也算是影响深远了。
3、涂抹药物防止传染。如通过苍术、白芷、大黄、柴胡、芸香等药物，佩挂、涂抹或者内服，以驱赶瘟疫，甚至达到预防的效果。古人治病，长期建立于对中药的认知上，类似前文所讲的苍术、白芷、大黄等药材，自然就成了首选。只是，多数药材的气味也着实不小，这种方法也算得上是种“有味道”的手段了。
4、隔离。这种方案在今天看来是十分积极的措施，但在古代并不是被大范围应用的措施，特别是清初满人出痘，生天花之时，采取隔离措施，甚至被当时人认为是一种“野蛮”的行为。这种隔离措施实际上最为有效，但在古代却并未被人们过多地接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瘟疫传播之时，官府的态度实际上是消极的，与今天很不一样，古代的官府面对瘟疫的来临，最为积极的措施，也不过就是延医设局，送药祈福等等，瘟疫来临之时，所呈现的是个人一种个人的防疫避疫行为，更不会存在利用制度而采取大规模的隔离，调配物资以实施供应等国家层面积极的应对策略了。
综合来看，古人将瘟疫视之为气，认为固本是最重要的措施，并采取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极应对方案，但实则主要是个人行为，官府介入十分有限。古代既无科学的认识，也没有系统的防护措施，因此面对瘟疫来袭，所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当然，也正因如此，古人对郎中表现地更为尊敬，毕竟当瘟疫来袭时，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