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原著名：The rape of Nanking）一书，在国内出版已不是第一次了。东方出版社在1998年便引进本书，出版译名为《南京浩劫》，并于2007年再版。虽然时隔多年，但作为海外为数不多的系统介绍南京大屠杀并引发公众关注的著作，其价值远未湮没。加之作者张纯如在2004年自杀身亡，更是为本书增添了些许悲壮色彩和神秘气氛。而中信出版社此次在南京大屠杀75周年之际再版该书，虽有应景之嫌，也算是本书生命力仍存的证明。
全书分十章，从事件之前中日双方的战局写起，到全面记叙大屠杀的始末，再到战后审判，现代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遗忘和日本部分人士对其的否认，可以说全面地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及其历史影响。同时，虽然阅读这样一段历史绝不可能令人心情愉悦，甚至会时时让人陷入种种负面情绪之中，但也不得不承认作者的笔调有让人继续阅读的吸引力。美国二战史学家安布罗斯评价张纯如“懂得如何将历史写得令人感兴趣”，看来并非仅是善意的夸赞。这恐怕也是本书虽为历史著作，却能登上畅销榜，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的部分原因所在。本书副标“二次大战中被遗忘的浩劫”，也许会令一些中国读者费解——南京大屠杀可说国人皆知，何来“遗忘”？其实作者所指，是针对西方世界对这场屠杀的认识远不及纳粹屠杀犹太人等史实来得了解而言。本书的首要目的，也是向西方读者介绍这一“灭绝人性的暴行”。那么自然有人会问，在这段历史被反复强调的中国，这样一部作品是否显得多余？其实，恰恰是这种来自外部的视角，为我们重新审视自我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南京大屠杀为何会被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所“遗忘”？正如书中分析，战后美国由于冷战思维主导，急于扶植日本以对抗苏联而未能对其罪行进行全面清算，不仅纵容日本缺乏反省的行为，更在自身主流社会中也有意无意忽略这段历史。身为受害方的中国由于意识形态冲突而长期隔绝于外部，加之欧美民众对于亚洲二战“历史”缺乏如同奥斯维辛那样感同身受的认识，于是才有了今日的普遍漠视。在如今这个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的大趋势中，让更多人尤其是外国人士认识到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存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我们是否真的如自己宣称的那样“从未遗忘”这段历史呢？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经常有这种感觉——虽然大屠杀的史实从小就听了不少，但书中的许多内容仍然颇有新鲜感：日军当时的人事调动是何情况？中国方面的守军又如何准备？南京市民对于即将来到的兵乱是何反映？为何短短几天之内南京便告沦陷？屠杀行为究竟是下级士兵擅自妄为还是上级授意？屠杀发生时，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做出了什么样的举措？屠杀结束后，日本对南京的统治如何进行？可以说，以上许多问题，在中学时代的历史教科书留给我的记忆中，要么就是模棱两可，要么就是全然不曾提及。张纯如在本书的叙述中，提供了至少三个方面的视角：日方、中方和西方人士。然而在我们的历史教材包括媒体报道中，却往往只有一个视角：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而且还被限定在了一个缺乏前因后果的狭小范围内。似乎只是在重复屠杀的惨状，日本士兵和军官的暴虐，以及一个不容更改的数字“30万”。作为中国人，这种愤怒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也必须看到这并非客观认识历史的态度，而更多是愤怒情感的宣泄，受害心态的体现。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不明就里的外国公众宣传这段历史，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从这方面来说，张纯如做得无疑要出色得多。
当然，本书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随着中译本的出版，这种争议也传到了国内。支持者自然称颂张敢于挖掘历史真相的勇气，质疑者却也指出其书中有诸多“硬伤”，甚至指责其著作缺乏严谨，煽动仇恨。其实在我看来，这种争议本身不是坏事，反而恰恰体现了国人对这一问题逐渐趋于理性的态度。只要对本书的质疑，并不代表对史实的否认，而是在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的前提下，对历史真相的探求，那么这种质疑就不应该被指责或扣上“不够爱国”的帽子。平心而论，本书虽然在写作方法上遵照了历史著作的规范，但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确有不足。例如一些引用并非一手资料造成的错漏，以及在描述日本国内二战历史研究中过度渲染恐怖气氛等。对这些问题加以指出，包括对遇难人数加以质疑，都是合理的。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实证，鼓励质疑的学科。既然承认统计遇难总人数存在难度，官方数字也只是一个推测，那么对其加以争议和探讨，只要是基于了解事实的目的，那就没有不妥。相反，对这种讨论的过度反应，乃至认为怀疑这个数字就是怀疑大屠杀事实性，乃至进一步给对方扣帽子的行为，看似爱国，实则和那些坚信“南京大屠杀只是谎言”的日本右翼人士并无区别，因为他们都只想看到自己愿意相信的事物。更何况，承认本书的一些错漏，绝不是否认本书应有的价值。张纯如为揭示被遗忘的历史而付出的不懈努力，是任何真正读过本书的人有目共睹的。她在写作过程中发掘出的包括“拉贝日记”在内的历史资料，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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