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的社会哲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把人仅仅当作人来看待，所以把所有人都当作一样的人来看待。它相信，人与人之间是一种非零和游戏，人际间的合作、分工本身可以增进每个人的利益。因此，碰到社会问题，这种哲学的教诲是，所有人应当强化合作，寻找一种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解决方案。通常是致力于变革制度、改进游戏规则。 另一种社会哲学则竭力地要把人分门别类，以区别对待。它把人划分成不同的阶级、阶层、群体、集团，而且认为，这些群体之间只能玩一种零和游戏，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一方之所得就是另一方或其他所有人之所失。所以，假如出现社会问题，那一定是某一方捣了鬼，剥削了另一方。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十分简单，简单得让人心惊肉跳：打倒这些家伙，使用暴力进行报复，把两方的位置换一个个儿。 这种社会哲学的信奉者最常使用、也是最粗俗的社会分类法，大约有两种：一种是把自己周围及整个世界上的人分成好人、坏人，自己当然是好人，而某些人一旦被划为坏人，好人就可以尽情地羞辱他，甚至可以义正词严地从肉体上无情消灭他。比如，现在很多人就认定，贪官本身就是坏人，所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另一种十分常见的社会分类法就是大而化之地把人区分成穷人、富人。在坚持这种分类法的人看来，财富就是人的最基本属性，一个人拥有的财富之多寡决定着其社会、道德、政治、精神属性。因此，他们把人还原成一个经济动物、财富动物，人的社会、政治、精神属性都不重要，他们坚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所有人的信条，尽管他们自己有时却装出一副十分清高的样子。这两种分类法通常交织在一起，让某些人信心十足地做出一个普遍的道德判断：穷人都是好人，富人都是坏人。在这一轮“讨茅”热中活跃的人士，大多相信这样的道德判断。尽管把人划分成穷人、富人的人士自己绝不可能是真正的穷人，但他们却总是以穷人的代言人自居，原因正在于此。一旦自命为穷人的代表，自己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 应当说，各种宗教都对财富持一种怀疑态度。但是，这些宗教却从来不认为富人就是坏人。相反，这些宗教之所以贬低财富，主要是为了突出信仰和精神生活对于人生的决定性意义。假如富人用自己的财富从事这方面的事业，那就会受到欢迎。但是，现代那些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者的心灵却要苛酷得多。他们绝不准备让步，相反，穷人与富人势不两立:富人就是坏人，他们必须被消灭，才能恢复穷人的正义。他们是仇恨的煽动者，而且最终会演变成每个人仇恨所有人，一如霍布斯所设想的自然状态下的全面战争。这是把人按照某个标准分类、并且区别对待的必然结局。 不同的人在社会中确实处于不同位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种差别，而这取决于如何看待社会本身：社会究竟是一个互惠的分工合作体系，还是一种人人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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