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似是而非的“两极”论 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作品，莫过于《红楼梦》；而《红楼梦》中最具争议的，又莫过于钗黛问题。林黛玉与薛宝钗两位女主角，究竟哪一位好？这是十分诱人的话题。自打《红楼梦》传世以来，读者就仿佛分裂成两大阵营。一派褒林贬薛，一派扬钗抑黛。双方可以争到“几挥老拳”的地步。然而，“拥林”也好，“拥薛”也罢，双方的潜意识中，却默认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钗黛对立，不可调和。不是黛死，便是钗亡，都得为自己心爱的艺术形象论战到底。有人不早就说过钗黛“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美”（蒋和森《林黛玉论》）么？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计的”性格以及“卫道的、封建的”思想，判定为宝钗专有；将“感情的、艺术的、一己的、天真任性的”性格以及“叛逆的、革命的”思想，判定为黛玉专有。然后，就这些二元对立的内容，进行或褒或贬的评述。却不想想，这种判定本身是否正确。不想想宝钗是否也有“感情的、艺术的、一己的、天真任性的”性格，黛玉是否也有“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计的”性格！在定势思维的指引下，早期的偏见成了后期的迷信，乃至一提到宝钗，便无处不是谋略与功利，一提到黛玉便无处不是感情与眼泪。于是，浅尝辄止的红学家们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注重现实生活的人们，你们去喜欢薛宝钗吧！倾向性灵生活的人们，你们去爱慕林黛玉吧！”（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蒙先生提出了“薛宝钗精神”与“林黛玉气质”两个概念，把世人关于钗黛两极对立的迷信，发挥到了极致。王蒙认为，所谓“薛宝钗精神”是一种“认同精神”，一种“理性的、冷静到近于冷峻的克己复礼的精神”。其“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进退有据、刚柔有度、行止得体、藏用俱时”的思想行为，“堪称是（那时候）的文化理想”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家的素质”。使人联想到“范蠡、张良、萧何、魏征，而远远高过商鞅、吴起、韩信辈”。王蒙说，他为宝钗“超人的精明、城府、冷静而感到疏离、反感乃至毛骨悚然”，一个社会中若只有“薛宝钗精神”，那么就“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了。所以就需要“林黛玉气质的匡正、补充、冲突”。而“林黛玉气质”则“是理想、是诗、是情，是一切电脑都没有，而人类所渴望、所难以获得、所梦寐以求的情”。最后他总结说：“是社会的人，就会有薛宝钗精神；是人特别是女人，就会有林黛玉气质。”“钗黛合起来看，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充分的，它表现为林黛玉；同时人性又是群体的、理性的、有谋略的、自我控制的，它表现为薛宝钗。”所以“林黛玉与薛宝钗既是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是女性性格素质、心理机制两极的高度概括。”（王蒙《钗黛合一新论》、《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王蒙先生的妙绝好辞，使传统的钗黛对立论，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高处不胜寒”。理论化了的“两极对立”说，也无可避免地暴露了它的致命弱点——论者既然知道“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充分的，又可以是理性的、群体的、谋略的、自抑的”，又何以认定黛玉必须是前一种人性的体现，宝钗必须是后一种人性的体现？怎知一人身上不会兼具两种人性？王蒙说：“林黛玉与薛宝钗既是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又说“是社会的人，就会有薛宝钗精神；是人特别是女人，就会有林黛玉气质。”那么请问王蒙先生，林黛玉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她身上有没有“薛宝钗精神”？薛宝钗作为一个“人特别是女人”，她身上又有没有“林黛玉气质”？如果没有，那林黛玉还是不是一个“社会的人”？薛宝钗还是不是一个“女人”？如果有，那就是林中有薛、薛中有林，又凭什么将她俩视为“截然相反”的两极？言辞上如此深沉，逻辑上又如此荒悖，这又是不是一个基本的“吊诡”呢？有人指出王蒙论宝钗时，“论的是史、是社会、是现实”，论述黛玉时，则是“论诗、论灵感、论才华、论情”。（白盾《红楼梦研究史稿》）这确实击中了要害：论者为什么不启动他的逆向思维，反过来想一想？谈谈黛玉身上的“史”、“社会”“现实”和宝钗身上的“诗”、“灵感”、“才华”、“情”？如果真那样，由迷信和偏见垒成的伪红楼，恐怕就要分崩离析了。 二 十一条反思及启示反思之一：黛玉的世故钗黛对立论者及“拥林 ”派一个最普遍的信念是，宝钗乃“世故”、“圆滑”、善于拍马讨好之人，黛玉则刚直不阿，“想哭便哭，想闹便闹”，不讨长辈喜欢。论者常引第22回中的两件事，作为贬钗的证据。前一件是贾母给宝钗做生日，请她点菜。宝钗深知老年人爱吃甜烂食物，“遂按贾母素日所喜者点”。后一件是元春出灯谜给大家猜，宝钗一见便猜着，却假说难猜、故意寻思。钗黛对立论者对这两件事的评价皆是“虚伪令人作呕”。殊不知，这种“世故”、“圆滑”或曰“虚伪”、“奸巧”，在黛玉身上也样样不缺。第3回，黛玉初进贾府，“时时在意，步步留心”，对贾府的一什一物、一茶一饭，都精于礼教之规。已显出了她的世故与谨慎。当贾母询问她“因念何书”时，黛玉答道：“刚念了《四书》”，贾母随即说了一通自家孙女读书的事。黛玉从中察觉到老太太有不喜女孩读书之意。默记于心，待到宝玉再问她念过何书时，她便改口为“不曾读书”了。这种曲意奉承的行为，与宝钗的点菜、猜谜，实无本质区别。这又是不是“虚伪令人作呕”呢？第18回元春省亲，黛玉亦曾作诗恭维。而且可以看出她是有心要“大展诗才”，而绝非只是随声附和。所以她的“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并不在宝钗“睿藻仙才瞻仰处，自惭何敢再为辞”之下。至于《杏帘再望》中的“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更是典型的歌功颂德之语，连元妃也认定这是应制诗之冠。程高本94回，“贾母赏妖花”。众人皆以为海棠秋季开花为不祥之兆。独黛玉出来，讲了个“田家荆树”死而复荣的故事，且比照这个典故说海棠复开是吉兆，引得贾母十分高兴。这又是不是拍马讨好。
这是复杂的，简单说就是林黛玉多愁善感、自尊心极强 她与礼法井井的贾府环境格格不入。她傲世孤高，不是对随便什么人的浅薄低头的傲气，而是对浊世及其代表人物的傲骨、高傲、孤芳自重，决不低头！薛宝钗比较有心计。处事圆滑 有才貌、有学问、有头脑，修养极高，功夫很深，处理人事的水平、技巧，超出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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