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chán）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
公元1004年秋，辽国萧太后。圣宗亲自率领20万大军南下，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城下，威胁宋的都城。警报一夜五次传到东京，赵恒问计于群臣。副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主张逃跑，任职才一月的宰相寇准则厉声反对说：“出这种主意的人应当斩首！”他说，如果放弃汴京南逃，势必动摇人心，敌人会乘虚而入，国家就难以保全了；如果皇上亲自出征，士气定必大振，就一定能打退敌兵。赵恒同意御驾亲征，由寇准随同指挥。到了韦城（今河南省滑县东南），赵恒听说辽兵势大，又想退兵。寇准严肃地说：“如今敌军逼近，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河北我军正日夜盼望陛下驾到，进军将使我河北诸军的士气百倍，后退则将使军心涣散、百姓失望，敌人乘机进攻，陛下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了。”赵恒才勉强同意继续进军，渡河进入澶州城。远近各路宋军见到皇上的黄龙大旗，都欢呼跳跃，高呼“万岁”，士气大振。寇准指挥宋军出击，个个奋勇冲杀，消灭了辽军数千，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兰。萧太后见辽军陷入被动，要求议和。经过寇准的坚持和使者曹利用到辽营一再讨价还价，于12月正式议定由宋朝送给辽以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换得辽军撤走。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条约，但宋朝有限度的妥协让步又是明智的最佳选择，也基本符合封建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游牧友邦交往的惯例，而且，盟约的签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难怪清朝藏书家、史学家席世臣在评论《契丹国志》时候，说：“（《契丹国志》）至于宋、辽之交，尤多微意，若澶渊誓书、关南誓书、地界之议、礼物之数，皆详载无遗”。事实上，具载原文为后人保存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材料，其价值受到后世学者的推崇。 中国南宋与金订立的和约。宋军在反击金的入侵中已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宋高宗与宰相秦桧唯恐有碍对金议和，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的兵权，甚至制造岳飞冤狱，使抗战派对投降议和活动无法进行反对。绍兴十一年（1141）双方达成和约：①宋向金称臣，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②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③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绍兴和议的历史背景。这一投降条约签订于抗金战场上捷报频传，金兵节节败退之时。公元1140年，金兵又一次大举南侵，可是各路军队连遭失败，在顺昌（今安徽阜阳）之战中，宋军以少胜多，击败了金军。接着岳飞率领岳家军又取得郾城大捷，打败了金军的主力，先后收复了郑州、洛阳等城。这时，金兵打算撤至河北，南宋举国上下要求收复北方的呼声很高，抗金形势一片大好。可是，以妥协苟安为国策的宋高宗，既害怕宋军的胜利影响他的求和，更害怕岳家军从金营迎回徽钦二帝，从而威胁自己的帝位。于是，高宗和秦桧商定，命令各路军队班师，并在一天内连下十二道金牌逼令岳飞退兵。岳飞悲愤地说：“十年之力，毁于一旦”。由于各路宋军退兵，等于将已收复的国土又拱手让给了金国。公元1141年，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议和“诚意”，解除了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帅的兵权，撤消了对金作战的专门军事机构。随后，高宗派使者到金求和，在使者叩头哀求下，金国以“必杀岳飞”为条件，答应和议。经过一番交易后，双方签订了绍兴和议。这一年里，岳飞被害死，当金获知岳飞已死，连连摆酒庆贺。接着，金便册封高宗为宋国皇帝。从此，南宋小朝廷开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偏安残喘。
和议对宋财政的影响
再看北宋的财政状况，真宗时期，一直是收入超过支出，（所以才有资本支付岁币）。仁宗初期和中期也是如此，不过此后就开始恶化。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收入为1.16亿缗，总支出则达1.31亿缗，超支1500多万缗。这种情况下再支付大量的岁币，就不能说是轻松自在了。到宋神宗即位时期，国家财政已无余钱,国家库场已经告罄，国家经济年年赤字，宋神宗两手空空，甚至不得不给他老爸“简葬”。所以我们不能理解其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动力以及变法中为何多数都是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急策”。甚至日后新旧党争，蔡京当权，也无不围绕解决中央财政问题来展开。所以说，由于岁币是年年支付，国家承平丰饶时没什么感觉，一旦财政紧张，就会变成勒在脖子上的绞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