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5-31
在理论探索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探索，以是对人性人情在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的探索。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文艺观念的新探索的指导下，文艺界出现了昙花一现的新气象，出现了一些干预社会现实、描写人情人性的作品。 二十多年后，在变化了的政治和文学的环境中，这些“毒草”转而成了“重放的鲜花”。
注：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批作品(主要是小说、特写)汇集成册，书名为《重放的鲜花》。将它们重评为“鲜花”，编者在《前言》中有这样的说明：“我们从《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新来的青年人》、《改选》等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楝、刘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与之作积极的斗争。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作品里的曾刚、黄佳英、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奋起斗争的力量。《小巷深处》、《在悬崖上》和《红豆》等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作者是通过写这些所谓‘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歌颂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批判旧世界。”可以看出，对这些作品的评定，虽说会有“毒草”与“鲜花”的相反结论，但批评者理论依据和视角，却相当一致。获得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而它们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看作是受难而复出的“文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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