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省会与本省其他城市存在一定隔阂，但却总是与别省有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南京可以算得上较为出名的一个例子，明明是江苏省会的城市，却常被戏称为“徽京”，内涵南京其实也是安徽省会。
无独有偶，同为长三角地区省会城市之一的杭州，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坊间也有一个用作调侃的称号，那就是“豫杭”。
“豫”自然是河南的意思，因此这个称号与河南必然有着脱不开关联。“徽京”和“豫杭”这两个称号在形式上相似地将一座城市和其他省份相捆绑，但它们成因却并不相似。
将南京称为“徽京”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安徽在地理上对南京形成一种半包围态势，导致南京的经济辐射范围大都位于安徽省内，因此在省际人群流动中，安徽人也更偏好于前往毗邻的南京。
与之相比，“豫杭”这个称号的由来则要特别许多。因为杭州与河南并不毗邻，而且相距甚远。从地理上看，杭州与河南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从今天的人口流动数据上来看，杭州的最主要外来人口省份是安徽、江苏、江西，而河南也排不上号。
但杭州与河南两地之间的渊薮则由来已久，“豫杭”之语确非虚妄。
一、吴语区中的“另类”
如果要问为什么一些网友更热衷于把杭州与河南扯上关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杭州老市区的吴语方言，与周边的吴语地区显得格格不入。
吴语是中国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其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江浙地区曾存在过两个重要的诸侯国—吴国和越国，他们分别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
但又因这两个诸侯国的主体民族十分接近，文化也十分相似，因此后世习惯将这两种语言混为一谈，称作吴越语，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吴语的前身。
因此当年吴国和越国的地理位置也就大致决定了今天吴语地域分布的大致格局。其主要分布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
▲吴语区的片区划分
而杭州南接绍兴，北连湖州、嘉兴。这一地理位置又决定了杭州处于吴语区的中心地带。但与其周边地区相比，杭州方言，尤其是其老城区的方言虽然仍属于吴语，却独具特色，带有浓厚的中原官话色彩，而从狭义范围来讲，中原代指的便是今天的河南省。
首先，杭州方言中的“儿”尾词特别丰富，这一点与吴语是截然不同的。例如：佬儿、盖儿、疯婆儿等。但周边地区的方言中却习惯性地用“头”和“子”来构词，例如：老头子、小孩子、甜头、苦头等。
其次，杭州方言中的人称代词与普通话较为接近，与吴语也完全不同。杭州方言中的人称代词一般为“你、我、他”，而在上海话中却是“我、侬、夷”，与杭州老市区邻接的余杭区则是“我、尔、夷”。
再次，杭州方言中有许多词语属于普通话词汇，例如：事情、厨房、脸盆等。此外，杭州方言在语音上，几乎所有字的读书音和说话音是一致的，很少存在文白两读的字，缺乏文白异读系统。但在吴语区的其他方言中，文白异读现象却又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家、嫁、街、人等。
方言是一个地区的文化风俗区别于其它地区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区域人群保持群体意识的一种重要手段。杭州老市区的方言在吴语区所彰显出的独特性，正是杭州与吴语区其他城市在地域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的一种折射。
二、汴京文明对杭州产生深远影响
杭州与河南之间的渊源，需要从我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自北向南的人口迁徙说起。
中国历史上北方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向南迁徙的起因，源自西晋（汉朝和三国之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许多塞外的游牧民族便乘虚而入，打败了晋军主力，建立了数个非汉族政权，迫使北方汉人大批南迁，这件事后来被称为“永嘉南渡”。
这次人口南迁历时一百多年，期间有大批汉人从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沿着淮河北岸的各条支流，南下至江浙一带，当然也包括今天的杭州。
第二次迁徙起自唐朝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北方又陷入了藩镇割据状态，并以黄河流域为主战场不断攻伐。人们为了躲避战乱，再度南迁。江浙一带又吸收了大量北方移民。
前两次人口迁徙虽然都给杭州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其地域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一时期，杭州的地域文化并没有与周边地区产生较大差异。
原因主要在于，在这两次迁徙中，北方移民最后的落脚点大都集中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移民渡过长江来到浙江，江西，安徽一带的数量，远远不足江淮一带。
再加上当时还未扩建京杭大运河，南段的江南运河尚未开凿，杭州还未成为这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的终点站，因此并未具备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所以在当时，这些渡过长江的北方移民也并未将杭州作为他们落脚点的首选。
▲从古至今，江南运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真正对杭州的地域文化产生决定性影响是发生在两宋期间的第三次自北向南的人口大迁徙。这次人口迁徙的主人公便是今天的河南人。
北宋时期，中原大地上经济文化繁荣。据估算，北宋中期的GDP约占世界比重的五分之一，远高于同时期的西欧。而北宋时的河南又处于“天下之中”，农业发达，商贾云集，开封、洛阳这两座地道的河南城市分别是北宋的首都与陪都。当时的河南在全国上下可谓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但就在1127年，北方女真人却攻破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宋高宗赵构率宋室狼狈南渡，几经周折，最后来到了今天的杭州。随着王室一起到来的还有大批来自河南一带的移民，这批移民的规模空前巨大，他们的数量很快便数倍于当地的土著，杭州成为了一座移民城市。
再后来，杭州被定为行都，杭州摇身一变成为了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从河南迁徙而来的这群侨民模仿汴京故事，再造大宋王朝，重温京华旧梦。
他们对杭州的地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便包括方言。
这些远道而来的北方移民，无论是在数量还是政治地位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虽然他们身处吴语区的中心地带，但他们的居住地大都比较集中，位于今天杭州市区一带，并且在当时，他们的汴京方言无疑代表着权威，是官方工作语言。
因此，当时的汴京方言给杭州市区，尤其是那些移民聚居地区原先的吴地方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另外，杭州饮食方面所受的影响也较为深远。这些大量涌入的北方移民显然不能迅速适应南方的饮食，于是他们便开始进军饮食行业，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自给自足地吃到北方尤其是汴京风味的菜肴，另一方面又可以谋求生计，在他乡立足。
再加上当时的宋高宗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汴京人，初来乍到的他有时会指挥手下的人去购买杭州市集上的一些美食，当地的商贩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打入皇宫，便开始千方百计地模仿烹饪汴京风味的美食以迎合宋室。
▲位于杭帮菜博物馆内的南宋京城餐饮大观图
就这样，汴京饮食一时间成为了当时杭州的一种时尚。但在此期间，杭州并未全盘照搬北方汴京的饮食文化，而是将其与南方的饮食文化珠联璧合，此举奠定了日后杭州餐饮业在全国的地位。
家喻户晓的杭州小笼包和西湖醋鱼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都拷贝了古代开封的工艺，宋都的变迁将中原和江南通过美食维系在了一起。
▲杭州的西湖醋鱼与开封的鲤鱼焙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为何偏偏两宋时期的汴京文明会对杭州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在南宋，杭州其实一直都不是真正的或正式的首都，它只是天子出行时的非法定首都，也就是行都。而且杭州一开始连行都都不是，只是被称作“行在”，其意为天子所在之处。直到政局稳定后，才正式将杭州定为行都。
而南宋正式的首都一直都是汴京，这其实是一种政治宣言。这种政治宣言既向全国人民表明当局定会收复失地，还于旧都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向外界彰显南宋政权的正统性。在这两点上，南宋子民是上下同心的，他们都支持收复失地，也承认南宋这个唯一的汉人政权在中华大地上的正统地位。
正是由于这种心态，南宋子民对汴京，对当年北宋的太平盛世产生出强烈的怀念之情。于是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极力接近汴京，创造出汴京的氛围，这一切都在无形中塑造着作为行都的杭州。
由南宋著名文学家孟元老撰写的，在当时脍炙人口的《东京梦华录》，尽是在追忆当年北宋都城的荣昌，而这部笔记体散文似乎也是当年南宋子民们对汴京复杂情感的一种佐证。
另外，这些南迁至杭州的北方移民大都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精英，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批成规模地迁徙至杭州的。
而且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杭州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而在南宋灭亡后，杭州在政治上就再也未能拥有过如此显赫的地位。可以说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我们可以将绍兴与杭州进行对比。
南宋初年，刚刚渡过长江的南宋朝廷尚未在江浙一带立稳脚跟，金兵便大规模南下，宋高宗只得继续南逃，准备从海上坐船去温州，后来听闻金兵北撤，这才折返回程。宋高宗这次将越州，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作为当时的行都。
宋高宗在绍兴待了近两年之久。在此期间，成千上万的北方移民涌入绍兴，即便是在后来南宋正式将行都设在杭州后，由于南宋的皇陵被设在绍兴，还是有很多北方宗室、官僚和士大夫迁居于此。
因此，绍兴的外来移民在数量和政治地位上也一度超过了当地的土著。但由于绍兴在南宋并没有长时间的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而是做了仅仅不到两年的行都。再加上当时绍兴的外来移民和当地土著远没有达到类似杭州如此悬殊的比例。
由于这些原因，绍兴的地域文化并没有与周边地区产生太大的差异。最典型的一个表现便是，上海人较难听懂杭州老市区的方言，但却能够与绍兴互通方言。
▲宋高宗画像
南宋灭亡后，杭州城又因为战乱而发生过几次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而之后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其他地区对杭州的人口填补，主要都以宁波、绍兴、杭嘉湖平原这些周边地区为主。
但这些移民并未让杭州再度长期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并且这些移民大都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陆续移居杭州的，而不似靖康之难时期的人口迁徙，在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大批成规模地移居至杭州，并且一下子就在数量上完全压制住当地的土著。
总而言之，坊间之所以一直流传着“豫杭”这个称号，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汴京文明对杭州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三、今天的故事
巍巍钱塘，有弄潮儿向涛头立。今天的杭州它是前瞻。它借助着互联网产业的时代之风，正以磅礴之势，勇向潮头立。
依托于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杭州正在打造一个数字化的城市大脑，从警务、交通、文旅、健康等十一大系统着手，让这座城市的管理更加科学高效，让她的市民能够不知不觉中轻松享受城市服务，让杭城成为一座未来之城。
▲今天的杭州钱江新城
今天的杭州也是怀旧的。两宋期间的历史对于杭州而言，无疑是独特的经历。杭城在保留两宋遗迹的同时，还建造了以《清明上河图》中的汴京盛景为模板的“宋城”，这一切都在无形中为杭州的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增砖添瓦。
传承南宋的古都遗产，弘扬南宋的优秀文化，不断充实南宋的精神内涵，也是共建共享杭州“生活品牌之城”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那段独特的历史经历，也给杭州的发展带来一些小的“麻烦”。在杭州城市快速扩容的今天，由于杭州老市区地域文化的独特性，造成了周边被纳入杭州市区的地区，对老市区的认同感不高，从而引发了一些妙趣横生的“内斗”，造成了“区不认市”的现象。
▲杭州扩容后，颁布政策时，常将萧山余杭“除外”，加上杭州城区和周边的文化差异，进而引起“内斗”
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萧山区与杭州老城区的内斗，萧山虽然早就撤市设区，成为杭州市区的一部分，但至今一些“赌气”的萧山人还是不说自己是杭州人。
有部分萧山人认为，杭州城区人是“河南逃来的难民”，是吴语区的“另类”；而部分杭州城区人则认为萧山人是“乡下暴发户”。
近年来，杭州市区兴起了“6·2节”，“62”在杭州话中代表着贬义的意思，周边的吴语区没有类似的词汇，所以引申出了在6月2日，杭州商家举办消费狂欢的活动。然而由于杭州话的特殊性，“62”节很难得到市区外的人的认同。
目光回到河南。近年来，作为历史文化名省的河南，稳扛粮食安全的重任，稳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中转站，它正在按照自己的步调，稳步前行。随着时代的变化，杭州与河南之间的联系模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今天的河南早已不再是杭州外来人口最重要的输出地。
与古代不同，古代迁往杭州的人们大都是为了躲避战乱，而今天的杭州迎来的移民则大都是受杭州经济发展的魅力所引。据相关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杭州近年来更多地吸引一些来自欠发达，离杭州又比较接近的地区的移民，例如安徽和江西。河南在杭州的人口，并没有太大优势。
即便如此，杭州与河南的故事仍在继续。2016年起，两宋论坛的频频举办，使开封杭州携手并进，共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各种联系两地的全新文旅产品的频频推出，又有力地推动了两地间旅游产业的发展。
▲杭州和开封携手举办的两宋论坛
对于杭州话，有个很直接的印象，那就是儿化音很多，比如“姑娘儿，老头儿、疯婆儿、小伢儿”。
无独有偶，河南话，尤其是开封话，同样含有大量儿化韵尾词，以至于有人把开封话称作是“河南味儿的北京话”。那么，杭州话的儿化音究竟是与河南话同出一源，还是和北京话沾亲带故呢？
应该说都有关系。杭州话的发展演变中，受过河南话的影响，也受过北京话的熏陶。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杭州人以说河南话为荣。
据郎锳《七修类稿·杭音》记载，“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靖康之耻后，建炎南渡，宋高宗赵构狼狈地逃到杭州，随行的皇室皇族、文武官员、商人、士人、市民、士兵、僧尼涌向杭州，直接改变了杭州方言。
有人说，杭州那时候就挺繁华的了，有这么多本地人，就算一千万人逃到南方，真正到杭州的能有多少呢？这些人能改变整体的人口结构？能改变根深蒂固的语言习惯？
再说了，从东晋开始，南北朝期间，唐朝的安史之乱，这些时期，不断有北方移民迁入杭州，最多也就是使江南的方言，包括杭州话，增加了一些北方话的成分而已，要想整体影响，怕是做不到吧。
我们来看看李兴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据记载，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的30年间，进入杭州的北方居民人口已经超过当地人，宋朝就出现了“人口倒挂”。
“人口倒挂”的结果就是：说北方话的绝对人数人多于说杭州本地话的人口。
而且，当时来说，河南话才是被大家推崇的“尊贵”语言。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寇准在《说郛》中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陈鹄在《西塘集》也提到：“乡音是处不同，唯京都天朝得其正。”
起先，这批身分和地位特殊的移民大部分居住比较集中，在杭州城内形成了一个开封方言区。接着，其他北方移民的方言也向开封话靠拢。然后，满城到处听得到开封话。
南宋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德寿孝宗在御时（1162-1189年），韺门多取北人充赞喝，声雄如钟，殿陛间颇有京洛气象。自嘉定（1208-1224年）以后，多是明、台、温、越人在门，其声皆鲍鱼音矣。”这说明宋朝皇室在1127年南渡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以开封话作为官方通行语言，开封音是朝廷标准音。
开封话是朝廷官话，也成了杭州的强势语言。这时候，杭州本地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方言成了非主流。要融进更高一层的圈子，要和这批处于统治地位的开封人打交道，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就必须学说开封话。做官、上学、经商，一口开封话，绝对是个加分项。哪怕是当佣人，会说开封话，活也好找些，工钱也多些。
于是，杭州人开始以说开封话为荣，很有些趋之若鹜的意思。葛剑雄在《人在时空之间：穿越千年时空体验人文意境》一书中说到，“北宋南宋之际，大批河南人随宋室南迁，由于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巨商、富户，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举足轻重，杭州人非但不敢歧视，还学着说河南话，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还带北方味。”
当然，影响是相互的，原本的开封话也多多少少受到本地杭州话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既有别于杭州话，又和开封话有些差异的“杭州开封话”。
杭州话，毫无疑问属于吴语的体系，但和大多数吴语又有所不同，南方的腔调，北方的字眼；吴语的发音，官话的用词。
划重点时间到。（免得被杭州人喷）
第一，我们说杭州话受到河南话的影响，说的是南宋时期的杭州话，不是现在的杭州话。那时候，不管是开封话，还是杭州话，估计我们现在都听不懂。《七修类稿》的记载说的也是明朝时的杭州话有开封话的痕迹，对现在的杭州话有影响，但谈不上一脉相传。
第二，我们说杭州话比较官是因为南宋迁都也是不对的。事实上，现在杭州话的官腔特点是在元、明、清三代逐渐形成的，杭州话更接近明清官话，这一点对比一下宋朝的《广韵》就知道了。
第三，如果据此说，现在的杭州人是河南人的后代，那更是大错特错。要知道，太平天国的时候，原先的杭州人基本上都死光了，后来的杭州人都是吴越周边地区移民的后代，其中绍兴人最多，俗话说“杭州萝卜绍兴种”就是这么来的。
杭州人一直不愿意和北方人，尤其是河南人联系在一起。据说，有一年过年，《钱江晚报》有个记者说饺子是杭州人过年的传统食品，结果犯了众怒，被迫道歉。
多少有些地域歧视的意思。要知道，河南人也曾经风光过，河南话也曾经大行其道，风水轮流转而已。
在八九百年前，杭州人还以会说河南话为荣呢。只是，那时的杭州人和现在的杭州人关系不大罢了。
江浙两省坊间有传“豫杭徽宁”一词，意思是，在省际人群流动中，河南人多与浙江杭州有缘，安徽人则多与江苏南京有缘。且不说，于今，在杭州的安徽人也很多了，但只据千百年历史流变过程而言，“豫杭”之语确非虚妄。
人群迁徙之流变以姓氏为考，当最为直观。以江浙第一世家，吴越国姓，“钱”姓为例，应更方便理出头绪。在众人眼中，“钱”姓是理所当然的江南姓氏，但事实上，“钱”姓得姓，最早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文王时期。彭城老祖（即民间相传的老寿星）的一个子孙掌管钱粮，后裔以“钱”为姓，故“钱”姓实是“彭”姓的一个分支，这也是史称“钱彭一家”的由来。
古之所称彭城即现之徐州一带，位于江苏北部与河南交界。就在上世纪，还有居住于浙江的钱氏家族的人们，在生活用具上用漆写“徐州钱”或“彭城钱”，以明确自己的血脉之源。而再上溯，钱姓所尊始祖为五帝之一的颛顼帝。颛顼“逐鹿中原”，多活动于今天的河南之境，曾定都于现今的河南商丘，“钱”姓与之当有一定渊源，这也是可寻觅到的与中原交集的最早线索。
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钱”姓人多流转到江南诸地。论其作为，应数在唐末的五代十国时期，以杭州人钱镠建立吴越国为最高潮。时人谓钱氏为“东南众望，吴越福星”。不过，所述这些 ，于数千年的北南人群迁徙流变的观察是否有些过于隐约了呢？但还真的一定少不得这一节。
较大规模的杭州与中原人群迁徙，就始于这个吴越国并入赵宋时。号称“三世五王”的吴越国最末位国王钱弘俶，为“保族全民”，将“三千里锦绣山川”和“十一万带甲将士”，悉数献纳给中央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一个强盛的割据王朝与中央政权的和平统一，也为杭州于今的格局留下了基础。
这也是为什么千年以来钱姓人家在东南之地受人尊敬的缘由：不为一己之私致两浙百姓于水火兵燹之中。上世纪杭州周边有摆渡公 但凡听客人说姓“钱”，就会主动免去渡资费用，其在民间人心之延续可见一斑。钱弘俶王举族迁至当时的国家政治中心河南汴京，这也是比较集中的一次由江南向中原流转的人群迁徙。离别故国固然有悲戚：“帝乡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钱弘俶著）但钱弘俶的政治智慧非寻常人所能及。钱氏家族遵循祖训，多办有祠堂家塾，族中子弟无论贫富皆可入学读书，故在大宋一朝，江南钱氏为求取功名徙于中原的，也可充些许流变之数。
北宋末南宋初，由于局势动荡变化，由中原至浙江杭州一带的人群迁徙则无以计数，几可说是人群流变之顶峰。钱氏后裔也大多随朝廷的转移，再次回归江南故土。
这期间，杭州成为南宋临时国都，那些当年在中原汴京等地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名人骚客、乃至普通百姓，凡可追随者尽皆而至，以至于现如今杭州、绍兴等地景点有相当部分与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杭州南宋御街）
就如太子湾公园、南宋御街等，当然，这里面还是以坐落于西湖北山街的来自中原安阳汤阴县的岳武穆王岳飞之岳王庙最为著名。
他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其慷慨悲歌引得多少仁人志士、热血儿郎为国前赴后继。
现今很多在杭州、绍兴周边，所建镇及村落历史在8、9百年左右的，也大都与这一段迁徙史有关。
南宋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又道出了多少对沉浸在温柔乡里的朝廷的悲观无奈。到了当代，中原与浙江杭州等地的人群迁徙流变 主要受经济和交通因素影响。
（河南商丘“商杭高铁”在建中）
目今，在建的杭州西站主要的高铁线，商合杭高铁，是从河南的商丘，3小时可达杭州的快捷线路，更会将中原与杭州的人际流动推至高处。
杭州与中原的渊薮果真不浅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