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诗经在体式上的共同点：《诗经》和《楚辞》均为民歌，且都为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楚辞与诗经在体式上的不同点：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楚辞》较之《诗经》篇幅极长，句式也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
诗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与“写实”，因此《诗经》可看作是“平民文学”。楚辞，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辩》，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
《楚辞》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
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
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
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楚辞》是我国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新诗体的专用名称，即“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亦指西汉刘向辑录的屈原、宋玉等人的诗歌总集。
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
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楚国民歌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民歌在音调、句式、韵律以及风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同楚辞有明显的沿承关系，楚辞不过是扩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
而《诗经》原名“诗”或“诗三百”，战国时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但并未被视为“经典”，汉设置“五经”博士，于是被官方推崇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故称为《诗经》。
《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要以由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它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诗经》中的三百零五首诗歌主要是由，周王朝在各诸侯国的协助下，于民间搜集的诗歌和贵族们为特定场合。如祭祖、宴客、出猎、房屋落成等典礼，以及为讽谏、颂美等目的而向君主进献的诗组成的。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使其在我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楚辞》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精美富丽深受世人的瞩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典范，以至在其以后的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与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相结合的优秀传统。
《诗经》和《楚辞》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对后来的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