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五类工程必须实行监理，即：①国家重点建设工程；②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⑧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④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⑤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
《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又进一步细化了必须实行监理的工程范围和规模标准：
（1）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是指依据《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所确定的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骨干项目。
（2）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
是指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下列工程项目：
1）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市政工程项目；
2）科技、教育、文化等项目；
3）体育、旅游、商业等项目；
4）卫生、社会福利等项目；
5）其他公用事业项目。
（3）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
建筑面积在5万㎡以上的住宅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5万㎡以下的住宅建设工程，可以实行监理，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为了保证住宅质量，对高层住宅及地基、结构复杂的多层住宅应当实行监理。
（4）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
包括：
1）使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资金的项目；
2）使用国外政府及其机构贷款资金的项目；
3）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国外政府援助资金的项目。
（5）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
是指：
1）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以上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下列基础设施项目：
①煤炭、石油、化工、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项目；
②铁路、公路、管道、水运、民航以及其他交通运输业等项目；
③邮政、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项目；
④防洪、灌溉、排涝、发电、引（供）水、滩涂治理、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等水利建设项目；
⑤道路、桥梁、地铁和轻轨交通、污水排放及处理、垃圾处理、地下管道、公共停车场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⑥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⑦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2）学校、影剧院、体育场馆项目。
1988年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开展建设监理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开始试行工程监理制度后，2000年1月30日起施行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法规形式规定了必须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范围，同时建立起“政府监督、社会监理、企业负责”的工程质量管理体系。
从试行到强制实施，是解决建筑工作侧重竣工质量而不重视监管问题的历史选择；如今从强制实施到试水改革，则是解决监理工作难以发挥独立性第三方作用问题、推动工程质量管理模式多元化的创新选择。
1、取消强制监理，工程质量管理不会弱化
取消强制监理并不意味着取消监理，从试点地区的制度安排看，厦门、广州都明确建设单位可自主决策选择外部监理单位；取消强制监理更不意味着削弱工程质量管理，六地纷纷提出了建设单位自管、建筑师团队管理、购买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购买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等替代方案，广州还强调法定监理职责由建设单位承担。
不难发现，取消强制监理实则将监理由行政性要求转变为市场化选择：通过营造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倒逼监理企业以建设工程专业化监督管理服务水平求生存、以质量监督能力谋发展，进而促进监理行业的深层次改革；长远来看能够强化工程建设监理企业、工程建设咨询公司等社会监理单位的角色作用，推动工程质量管理体系步入优化轨道。
2、取消强制监理，工程监理制度创新深化
在推动监理走向市场之外，2019年9月国务院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的指导意见》既强调要“创新工程监理制度”，也围绕“履行政府的工程质量监管责任”首次提出“探索工程监理企业参与监管模式”。
就前者而言，北京、上海、厦门在缩小强制监理范围后着手试点的全过程工程咨询和建筑师负责制，以及以雄安新区为先行的“逐步推行工程质量保险制度代替工程监理制度”，都致力于以创新制度作为配套措施完善工程质量管理体系，也为工程监理制度创新指引了方向：一方面可以回归制度初心，向建筑师主导的全过程工程咨询转型；另一方面可以聚焦现有优势，向专业化的工程质量检查控制角色转变。
就后者而言，广州市在缩小强制监理范围后试行的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监理，以及此前安徽、吉林等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和第三方检测工作，都是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创新之举，也为监理企业参与政府质量监督提供了路径。
3、以创新手段强化工程质量管理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的宏观策略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技术手段三种，除了创新工程监理制度外，近年来我国以三者为切入点进行了一系列创新。
利用行政手段平衡参建主体的权力、责任、利益，是政府履行工程质量监管责任的主要途径。其中较为亮眼的引导政策包括：推进工程质量标准化管理，实现质量管理关口的前移；试点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制度，实现质量监管的公开透明；通过建立工程质量评价体系试点评价结果与质量诚信体系、考核体系、市场监管体系等的挂钩，提高参建各方主体质量意识。在正面强化外，责任追究也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通过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制确保工程质量责任可追溯，通过建设工程责任主体质量安全黑名单制度倒逼参建各方依法履行质量管理职责。
利用经济手段落实参建各方主体质量责任，是市场经济发展对工程质量管理提出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着力建立符合国情的工程质量保险制度：运用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浮动费率机制激励参保企业提高质量责任心，借助第三方力量提高工程质量风险管理水平；应用职业责任保险落实工程咨询（投资）、勘察设计、监理、造价等领域职业资格人员的质量责任。另一方面，政府还侧重加强市场与现场联动，通过构建“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间的制约机制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作用。
利用技术手段提高工程质量监管效能，则是信息时代向工程质量管理提出的最新要求。一方面，应用BIM（建筑信息模型）、装配式建造等建筑技术，引入工程技术服务机构深化质量管控成为近年来的政策焦点；另一方面，全面推行“互联网+监管”模式也是2019年以来的政策热点，如福建省住建厅开发启用的“质量安全日常监督动态系统”，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工程项目建设的过程监控；上海、北京、江苏、海南建立的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信息平台，也有助于住房城乡建设监管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强化质量风险管理。
在逐步取消强制监理的同时，我国更在创新工程监理制度的基础上创新了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因此取消强制监理不仅不会导致现行工程质量管理的失控，而且在创新措施逐步落地的情况下，能够促使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多元改革。对于监理行业而言，以监理服务水平求得生存、以质量管理能力谋得发展才是不变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