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0家被发展成学派。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汉族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几经周折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宋朝时期全面上位；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与中国相邻的国家。
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朱熹创立了理学。
这样一个人，朱熹曾诱奸尼姑及儿媳，有人说这是编排朱熹的不是。也有人说是实有其事，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那么倒底有没有呢？
我们既不因有人说是对朱熹的诬陷而认为是对他的迫害，也不因有人说确有其事而认为是事实，这需要推理。
《宋史》卷三十七有载：“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即指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状，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 、“私故人财”等等，其中还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意思是说朱熹曾引诱两个尼姑作侍妾，出去做官时还带在身边招摇过市；朱熹家中的儿媳则在丈夫死后还怀上了孕……最后，主张将朱熹斩首，以绝“朱学”。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案”，也就是说所谓“纳尼为妾”并非空穴来风。但此事究竟有无，需要论证。
这一案子在当时就弄得朱熹声名狼藉，所谓的“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 、“私故人财”究竟是否有无，我们不好判断，但可以相信一点：至少“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是真实的，以当时朱熹的身份，没人敢告假状。当时朱熹的身份是：宋宁宗即位后，六十五岁的朱熹经宰相赵汝愚推荐，出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他既当皇帝顾问，又任皇帝老师，要知这是一个什么身份？最贴近皇帝的人，若没有事实，若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谁敢诬陷？谁能诬陷？更兼之朱熹的身份，一代大儒，一代宗师，只有他以道德衡量别人，从他对待严蕊的事件中可以看到他的嚣张，而确实，他也有嚣张的底气——弟子遍天下。猜测朱熹的心理，可能是以为没人敢难为他。而且如果没有这件事，朱熹也很容易反驳，并进而对其它罪名予以否认，但朱熹并没有否认。所以一个以道学扬名的人，一个特别注重气节的人——朱熹一句屁话都没有，只得上表认罪说“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且还承认自己“私故人财”、“纳其尼女”等等数条，并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悔过自新。一代大儒，斯文扫地。
有人说这是朱熹为政敌所迫，我个人还是认为“纳尼为妾”至少来说是真的，而“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 、“私故人财”是真是假则不好说，有可能是政敌所迫，诬陷人，特别是诬陷高位的人，凭空诬陷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至少有一部分是事实才好诬陷，而显然“纳尼为妾”必须是真的。而寡媳怀孕一事，应当也是有的，但告状者的意图显然是直指朱熹，对于此点，感觉不太可能是朱熹诱奸儿媳，当然，朱熹口味特殊，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在朱熹的上表中显然不可能承认这一点。
我不明白为朱熹辩护的人是怎么想的，为了这种事关气节，人品的事，“纳尼为妾”朱熹都承认了，还有人为他报不平！就是退一步讲，哪怕是真有人诬陷，依朱老夫子的气节也不该如此“孬种”，如此没有气节吧！
由于朱熹的这种“老实”态度，古代虽没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条，但朱熹也知道在事实面前硬扛是不会有好果子啃的，朱熹也是没办法呀，事实俱在，不容辩驳，于是案件很快就有了结果：朱熹被弹劾挂冠。即被撤职了。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曾经很嚣张的他就这样灰溜溜的被挑下马来。
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去世。虽然九年后，朱熹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朝廷声明其学说非“伪学”，而至宋理宗时更颁诏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把朱熹列入孔庙从礼，并把他的《四书集注》列入学官法宝之教科书，个人认为这是统治阶级需要利用这种“假道学”来欺骗人，可以说，没有这种假道学，皇帝还能利用什么能骗得了人服从与安份？朱熹假道学的外表救了他，不管朱熹内里如何，皇帝需要这副道学的外表。
总而言之，这件事是朱熹以前做的一件事的翻版，不过区别是：朱熹用来整人时失败了，而人家来整他时则成功了。但结果不论如何同样都是弄得朱熹灰头土脸。朱熹这之前做出的事就是著名的“严蕊事件”。
台州知府唐仲友与朱熹二人在学术上存在分歧,主要是唐仲友看不惯朱熹的道貌岸然，而做为当时的第一大儒的朱熹，也看不惯唐仲友，他们并由此而升级为官场上的派系之争。
淳熙八年十二月，即1181年，当朱熹任浙东常平使巡行台州时,就着手搜罗唐仲友的罪证,上书弹劾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又说他“个人作风有问题”，即他与官妓严蕊过分亲热。朱熹连上六疏（有说十疏）弹劾唐仲友，其中第三、第四状论及唐与严蕊风化之罪，所谓官妓是指只卖艺不卖身的女子，即只出台而不上床，可实际情况显然不会如此单纯，当时事实什么情况，大家心中都是有数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偏偏以道学的名义来弹劾唐仲友并逮捕严蕊，不能不证明这是朱熹的别有用心，这整人也太有点迫不及待了。
为找到唐仲友个人作风败坏的罪证, 下令黄岩通判抓捕严蕊，关押在台州和绍兴，施以鞭笞，逼其招供，在被关押了两个多月中, 对一个弱女子，频繁严刑酷打,“一再受杖,委顿几死”。以朱熹的身份——一个大男人，一个大学者，一个高官，为打击政敌而如此不择手段的残酷对付一个妓女,直可以说是丧心病狂。
朱熹不曾料到一个弱女子，一个被常人称为“无情”的“婊子”,任凭拷打,自始自终只承认陪酒,不承认与唐仲友上床。严蕊说的有理有节：“身为贱妓,纵使与太守有染,科罪不致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也!”。她指明了两点：一，你朱熹小题大做了，即使上床，也不至于这样恶毒对待。二，何况本没有这件事。这是直接点明朱熹在诬陷好人。
从这件事可看出严蕊的气节，才华与人品，其实不管她与唐仲友有没有染，在当时严刑拷打的情况下，她大可以示弱，承认与唐仲友有染，但她没有这样做，因此，可以说严蕊让人钦佩！严蕊宁愿忍受痛苦也不承认与唐仲友有染，这让原本以为事情很好搞定的朱熹颜面扫地，他岂肯善罢甘休，严蕊有理有节的责问更是让朱熹恼羞成怒，对严蕊刑讯逼供的更狠了。
这件牵扯到道学先生，大官唐仲友和妓女的案子很快闹得人人皆知,连当时的孝宗也知道了,但他说:“此秀才斗闲气耳”。这句话明显充满了轻蔑，是对谁的轻蔑？是对唐仲友，严蕊的轻蔑吗？不象，其实质应是对挑起事端的朱熹的轻蔑。皇帝虽知道了此事，但也没插手，毕竟牵扯到其中的只是一个妓女。如此情况下倒霉自然是做为弱者的严蕊。所以直到朱熹调任,岳飞的儿子岳霖接任,严蕊才被释放出来。（也有说不是岳霖所救。）
严蕊出狱时,写了首《卜算子》 :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看了这词，对这个妓女确实印象较好，虽然被道学先生朱熹整的死去活来，但最后竟无报怨，而只是说自己“似被前身误”，也就是说，作为受害者的严蕊不但没报怨朱熹，反是说自己出身不好造成的，看到此，很让人感叹啊！
而朱熹这个道德之士，谦谦君子，弟子众多，身居高位的人接着又是如何做的呢？他不但不知悔改，反是在严蕊出狱后,感觉被人看成了打击报复却不敢找正主的孬种,于是向皇帝上书,表白清白。他说：这首《卜算子》并非严蕊所作,而是唐仲友找人代笔。呜呼哀哉，且不论这首词是否为人所代笔，即使是为人所代笔，也不能改变他打击报复的实质。更何况这首词一般认为是严蕊所作，而这不过是朱熹的无耻与狡辩罢了！
本来以道学来压制政治对手的朱熹，找茬找的太明显了，连皇帝到官员再到下面民众都看穿了朱熹的把戏，这朱熹做惯了道学先生，诬陷起人来真是太失败了！丢尽了脸，丢尽了人心，结果，严蕊虽受严刑，但却赢得了名声与同情。真是一个道学先生还不如一个妓女有气节！！（有一说，唐仲友最终被撤职，还有一说唐仲友与朱熹都被调走了。也有一说当时朱熹亦被解职。）
在“庆元党案”中，朱熹幸运的是没被逮捕入狱和刑讯逼供，依朱老夫子上谢罪书的行为看，假如要对他刑讯逼供，可能他没有严蕊的骨气，只怕到时不管他有没有诱奸过儿媳，只要一上夹棍他就会承认了。
一个妓女的供词与一个大儒的供词完全相反，唉，中国的文人啊，让人说什么好呢！
总之，理学成了儒家的最终解释后，看看明末的东林党就知道这个学派的实质了，干实事百无一能，党同伐异个个都是好手，满口忠君爱国，仁义道德，可崇祯上吊，一同殉国只有太监王承恩，得知鞑子不废科举，立刻剃发，欢天喜地的把鞑子奉为正朔。亡国，亡天下论调的实质就是只要理学可以传承，不必管谁来当主子。存天理，灭人欲？我只能呵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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