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扫灭六国”，使中国历史进入新的大一统时期。持续400余年的秦、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但位居长江中游的武汉，此一时期的史载几处空白，其人文演绎亦相对沉寂徘徊。其原因大概是：楚国灭亡后，楚地“地广人稀”；楚汉大战中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败亡，楚地又一次“元气大伤”。直到东汉末年，旷日持久的大一统局面开始土崩瓦解，使得位居“国之中”的武汉，军事上的战略地位迅速凸显，沉寂已久的武汉地区旋即烽烟四起，群雄竞逐。清人顾祖禹曾言：“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从中可窥武汉在中原政权和长江上游政权控驭东南地区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因而自东汉末、三国时期直至六朝更迭年代，各路诸侯竞相争夺，在龟、蛇二处夹江峭峙两岸，筑起屯、垒、城、堡。两江交汇处的高阜上，更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塞。这一时期的古城，武汉境内多达10座。最早的一座军事城堡是位于汉阳龟山西北坡的郤月城，东汉末一度成为江夏太守黄祖的军事据点和江夏郡治。此城紧扼汉水入江要道，具备城港一体化的原始形态。从建安四年（199）至建安十三年的10年间，孙策、孙权兄弟与黄祖先后在此大战四回合，最终攻下此城。公元220年，孙权一度迁都于鄂城，更名武昌，寓“武治则昌”之意。公元223年，孙权在今武昌蛇山筑夏口城，城西临江黄鹄矶上的那座军事瞭望台，即黄鹤楼之雏形，并最终演化为中国名楼之冠。这是孙仲谋建此楼时绝对不可能想到的。夏口城“周二三里”，面临长江，与汉水口遥遥相望。同时，开辟水师基地，与曹魏占据的汉阳对峙。故而司马懿曾有“夏口、东关、贼之心喉”一说。此外，两晋、南北朝时期，武汉境内还建有沌阳城、鲁山城、“曹公城”、“肖公城”等一大批军事城堡及屯、垒。“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杜牧《赤壁》）这里曾上演过多少为后人广为传诵的英雄故事。三国名将吕布屯兵的小沛，就在今天武汉的江夏区。在武昌卓刀泉，相传当年关羽用青龙偃月刀斫向山石，清泉汩汩流出……频繁的战乱，也使武汉长江及其支流上出现诸多军事港湾，沙羡屯、黄军浦、南浦、鹦鹉洲等均系重要军港。夏口古城港更是规模宏大，可“屯精兵数万”。至南北朝时期则成为商舟聚泊的一大港埠。此时的武汉地区，可以说是城堡、港埠林立，其人文之演进也无不打下城堡、港埠之烙印。但这种由军事要塞孕生的城港文明，最终奠定了今日武汉三镇城廓之初基。从三国经两晋南北朝，武汉地区港埠和造船业渐成规模，带动了商船贸易的活跃，也激活了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商市应运而生，而且已颇具规模。《三国志 陆逊传》有载：嘉禾五年（236）东吴都督陆逊派周峻等偷袭魏江夏太守文聘治所石阳（今黄陂区境内），仓促之间，城外交易商民纷纷丢掉货物，蜂拥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阖。斩首获生，凡千余人”。战乱时期，商市尚如此兴旺，其商业之繁盛可见一斑。步入两晋南北朝时期，武汉成为“亦商舟之所会”。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当时的夏口虽不及荆（江陵）、扬（南京）两州州治繁华，但因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而渐成四方转运枢纽。夏口成为宋、齐、梁、陈四朝郢州治所后，商贸更趋活跃，不少官吏也加入商贾之流。齐初曾任江夏内史的褚炫“罢江夏还，得钱十七万”。梁初任郢州剌史的曹景宗，为“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这条长街在今汉阳门一带，成为当时商船贸易的中心地带，后演变为唐、宋时繁盛的“南市”。造船业、冶铁业、纺织业也随之勃兴。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使武昌一带很快成为人口高度集中的一方都会。到南齐中兴年间（501—502），仅武昌一带，人口已接近10万。佛道二教已开始在武汉民间盛行。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262）校尉彭卢墓所出土镂雕铜佛之鎏金带饰，证明至迟在公元262年，佛教已传播至武汉地区，而且信徒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武昌东郊发现的南齐永明三年刘觊墓中的地券道教刻符，也印证至迟在公元5世纪，即1500年前，道符已在武汉地区流行并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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