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越穷越光荣”这种观点，有些人也错误地认定它来自中国的传统。虽然中国古代确实有“富贵于我如浮云”之类的名言，但是，“越穷越光荣”的观点，的确不是来自
中国传统文化。
以
孔子为例，孔子认为“富贵”是每个人的正常欲求，但是，孔子把富贵视作“浮云”，前提是富贵来自“不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原则，这个原则丝毫没有排斥富贵，喜爱贫穷的意思。孔子的学生中，
颜回很穷，但也有
子贡等富裕的学生，颜回受孔子称赞，并不是因为他甘受贫穷，而是他在贫穷中仍然能够体现操守。任何现实社会都有贫富的差别，孔子对待贫富的态度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也就是说，不要因为贫穷就人穷志短，见了有钱有势的人，就谄媚奉承，反而让人看不起。对于有钱人来说，也不应该摆谱摆阔，财大气粗地骄横，同样也是不入流的。
孔子这样的重要人物对于贫富现象，并没有道德上的轻重和偏废。在传统社会中的普通百姓，对于贫富现象，也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中国人经常说“五福临门”，“五福”之中，有一个就是“富”。但是，中国人也常说“知足常乐”，意思是说，对于富贵的追求，如果无止境地不可遏制，反而得不到真正的快乐。而且，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始终关注于现实生活的幸福快乐。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不要把全部幸福都建立在富贵之上，财富的多寡，并不能对应幸福的强弱。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不到“越穷越光荣”的来源，得不出“越穷越革命”的结论。那么，这种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高调出现的观点，究竟来自何方？其实，这种观点来自欧洲中世纪的教会。
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教会掌握实权阶层的荒淫无耻，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形成教会的严重腐败。二是一部分自诩为道德高尚的教士，大力提倡坚守贫穷。有的坚持只能靠行乞为生，反对拥有一切私有财产；有的坚持住在穷山僻壤，远离社会进行苦修。虽然各种宗教都有类似的苦行僧，但是，欧洲中世纪教会对于世俗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使得这些坚守贫穷的教派也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
耶稣很穷，因此，坚守贫穷的教派认为他们是走在耶稣的正道之上，贫穷便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越穷越光荣”等于是“越穷越靠近耶稣或上帝”。这种道德上优越感，很快也成为思想暴力的正当理由。反对手淫、反对一切性行为，都由这些贫穷教派而起；镇压异端、开设宗教裁判所、强迫统一思想，也由这些贫穷教派首创。贫穷所自我标榜的道德优越感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道德暴政。“越穷越光荣”自然而然地演变成“越穷越革命”。
欧洲
启蒙运动推翻教会的统治后，对于教会某些教派长期提倡的“越穷越光荣”的观点，世俗社会的一些知识分子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贫穷是一种罪恶”，或者“贫穷是一切罪恶的来源”等观点。这种观点虽然对于消除贫穷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使得原先“越穷越光荣”，变成“越穷越可耻”，“越穷越革命”也变成“越穷越祸害”。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很多人都把贫穷视为可鄙、可憎的对象。
然而，启蒙运动以后的世界历史，几乎都是欧洲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上述两种来自欧洲的对于贫穷的观念，虽然截然相反，但都在不同国家，或在一个国家内部，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中国在大规模接受了西方思想后，有一段时间，比较有选择性地接受了“越穷越光荣”的观点，而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关系的。当今的中国，“越穷越光荣”的观点似乎已经被抛弃，但是，有一些人也开始接受“越穷越可耻”的观点，例如某些对待城市外来人员和民工群体的态度。这一在西方思想后面当跟屁虫的现象，也同样是违背中国传统文化的。
对于贫穷和富贵，我们应当看到，一方面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消除一切贫富差距，大家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自然规律的；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急剧加大，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的现象也是很危险的。以贫穷为荣，或以贫穷为耻都是不可取的。让每个人摆脱在贫困线上痛苦地挣扎，同时也不把幸福快乐完全建立在富贵的基础上，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选择。